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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颂成专栏

太阳山佛教文化与太阳崇拜

来源: 发布时间: 2013/6/10 17:06:16 次浏览

  

太阳山佛教文化与太阳崇拜

梁颂成

 

太阳山佛教文化中的太阳崇拜,既是由佛教本身的文化理念所决定,也同本土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它是中外太阳文化相互融汇的见证。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印度自古就是崇拜太阳的国度。佛教中太阳崇拜的观念,随着佛教的传播,流布各地大乘佛教里的阿弥陀佛,就是一尊太阳神。依照《无量寿经》,阿弥陀佛有十三个称号: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这十三个称号中,有十二个都同“光”,即太阳有关。

有许多迹象显示,阿弥陀佛信仰就与太阳崇拜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本身就是太阳。阿弥陀佛梵(Amitabha)名字的意思就是“无限的光明”,同时又是无量的生命(Amitayus)。印度雅利安人自古便敬拜圣火,并视太阳为神,Mitra便是太阳神的名称。印度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常年处在烈日的照射之下,人们自古以为太阳威力最大,其“光”是无限的(Amitabha),也是永不停息的(Amitayus)。对太阳威力的这两个称呼,后来就被多神崇拜的大乘佛教摄取,并形成一个佛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各个称号,实际上就是对太阳光的多种歌颂和赞美。称太阳光为无量光、无边光、无对光、焰王光、清净光、欢喜光、智慧光、不断光、难思光、无称光,并将它们都放在“阿弥陀”头上。至于“超日月光”这一称号,也是指太阳而言,但不是指肉眼能见的那个物质体的太阳,而是指潜在于太阳中的神灵,意即这位太阳神实际上超过了能见的太阳与月亮之光。除了最原始的原始民直接以太阳本身为神外,以后随着人类智慧的进步,虽拜太阳,但拜的不一定就是那能见的太阳,而是拜那不能见的太阳神灵了。人拜树木、拜岩石,也都是同样的情形,就是敬拜潜在于那些东西中的神灵。前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松本文三郎博士在《极乐净土论》中说:“阿弥陀佛乃太阳也,这是由于在净土三部经、无量寿经上卷中讲说十二光佛。”在《阿弥陀经》中也说:“彼佛光明无量,普照十方之国无有障碍之故。”

如来佛胸前的符号“卍”,也是从太阳图案演变而来,也是太阳崇拜的象征。据《长阿含经》说,“卍”字是佛的三十二种大人相之一,排在第十六种,位于佛的胸前。《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卷六则说,它是释迦世尊的第八十种好相,位于胸前。《十地经论》第十二卷又说,释迦菩萨在未成佛时,胸臆间即有功德庄严金刚“卍”字相。这就是一般所说的胸臆功德相。但是在《方广大庄严经》卷三,说佛的头发也有五个“卍”字相。《有部毗奈耶杂事》第二十九卷,说佛的腰间也有“卍”字相。然而,“卍”仅是符号,而不是文字,它表示吉祥无比,称为吉祥海云,又称吉祥喜旋。因此,《大般若经》第三百八十一卷说:“佛的手足及胸臆之前都有吉祥喜旋,以表佛的功德。”在西藏原始苯教中,这个“卍”字图案具有吉祥和生命不息之意,故又有人认为它象征的是生殖崇拜的表象。当然,阳光是生命得以存在的要素之一,其中也就隐含着太阳崇拜。

 

太阳山早期的佛教文化,最著名的就是关于“妙音”和“白鹿”的传说。杨嗣昌《梁山游记·五之释》中,开头就有这样一段文字:

 

吾郡宗门唱道自德山始,而其后钦山、药山、苏溪、大龙之属,法席云兴,梁山其一也。《梁山碑》曰,是山为观音大士显化之所,其下有观音寺,今废为荣国之怀园。

《碑》言:“西晋建隆,有僧妙音驻锡于此。”而建隆者,宋号也。西晋纪年惟有建武、建兴,未知孰是?妙音于是山中驯一白鹿,出入乘之,故世号为白鹿禅师。自晋至隋,缺如也。天宝中有僧友凌奉居此,始改寺额为寿光,俄而有梵僧至,云自西竺闻白鹿而来。友凌具言:“白鹿往矣,有塔在寺之西谷存焉。”僧至其处,命开塔瞻礼。凡十数人发之,莫能动。因自持九环叩之,应手而裂,于时咸见金锁连环骨满钵。僧以锡横担之,浮空冉冉而去。友凌骇曰:“白鹿圣者,昔号妙音,其观音邪?以我易寺名,故来示现耳,吾不可以不忏悔。”于是更奏,复为观音寺。

 

陈启迈同治《武陵县志》卷之二的记载与此基本一致。《一统志》也载,武陵县北三十里阳山有观音寺,晋建。这说明,武陵地方的佛教传统是从德山开始,而梁山是其后之一支。然而,此处有关“妙音”到梁山的时间却有问题,杨嗣昌指出来了,后来一些地方志也注意到了。同样的内容,清乾隆《湖南通志》卷之一百四十一第十九页对时间的记载是这样:“僧妙音,《梁山碑》:宋孝建中,驻锡梁山,驯一白鹿,出入乘之,世号白鹿禅师。其地为观音大士显化之所,故寺额曰观音。”

“孝建”,为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的年号,即公元454年至456年,共计三年。很显然,这一则的记载没有差错。造成记载上的差异,杨嗣昌在这段文字之后也分析过,就是“自庙食以来,词听相受,野人道士,述而为文,敝则又改为之,故其书字愈讹不可校”的结果,杨嗣昌所见到的《梁山碑》,与这显然不同。

此外,武陵同“鹿”相关的传说,还有与阳山比邻的河洑山一则:

 

的为平山,余近得其验一事,出梁《高僧传》。言释慧元始作寺,在晋太元年,卒后却见于武当山,遥属弟子,依磬声集众。自尔空中应,时有磬声。释慧竺者,绝粒茹柏,蝉蜕山颠一事,出《朗州图经》。言惠元始以射鹿为业,因中孕鹿,做人言。就其地出家,造耆窟山寺。《王融别传》亦言原死后于武当见之。余意元、原一僧,传写误耳。今山中有鹿穴,应《图经》之言;有仙井,应蝉蜕之说。而陈司马西山烟寺,恒闻磬声,具载宗谱。《野客青鞋集》

 

这一则记载所发生的时间更早,晋“太元(376—396)”中,也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述故事产生在武陵的时间。《常德丛谈》中这一则资料,后面注明出自《野客青鞋集》。该书是武陵名士杨嗣昌所著,今已失传,只有一些片断被各书引用。其中涉及梁释慧皎撰《高僧传》一则为:

 

释慧元,河北人,为人性善,喜愠无色。常习禅诵经,劝化福事,以为恒业。晋太元初,于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余僧。飧蔬幽遁,永绝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卒后有人入武当山下见之,神色甚畅。寄语寺僧勿使寺业有废。自是寺内常闻空中应时有磬声。依而集众,未尝差失。沙门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节,后绝粒,唯饵松柏,因登山蝉蜕焉。

 

清同治《武陵县志》卷三十载:“耆阇寺,县西平山之麓。寺为东晋太元初释惠元建,沙门竺慧亦居此。”从此可见,这一记载也是根据梁《高僧传》而来。“惠”与“慧”是相通。

从唐到宋,是太阳山佛教文化的兴盛时期。宋释普济《五灯会元》,所载阳山著名僧人就有:简禅师(卷第八)、观禅师法嗣、缘观禅师、岩禅师、岩禅师法嗣(以上卷第十四)、应圆禅师(卷第十六)、欢禅师(卷第十八)、师远禅师(卷第二十)等八位。还有同阳山毗邻的大龙山,也形成一个佛教文化中心,《五灯会元》所载著名僧人或法系有智洪禅师(卷第八)、洪禅师法嗣、楚勋禅师(卷第八)、炳贤禅师(卷第十五),等等。这一时期,既产生了像梁山缘观禅师这样有影响的僧人,又产生了廓庵师远禅师十牛图颂并序》这样影响极其深远的禅理著作

梁山(太阳山)缘观禅师。他强调发现自我、我就是佛、以我为主的参禅主张,世称“梁山家风”,在禅宗丛林影响极大。《五灯会元》卷十四载,有僧人问:“什么是和尚的家风?”缘观禅师回答说:“益阳水急鱼行涩,白鹿松高鸟泊难(益阳河流水湍急,鱼儿游动迟缓;白鹿山松树高耸,鸟儿栖止困难)。”他有一首偈(禅诗)说:“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难和,十载访知音,未尝逢一个。”又有和尚问:“什么是学人自己?”缘观禅师回答:“世间天子,塞外将军。”僧人问:“那就依此而行,怎样呢?”禅师答:“明月当空,室中暗坐。”这个对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启示人们在禅修过程中要善于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出于缘观法嗣的最有影响的是湖北大阳山的警玄禅师(9481027)。他俗姓张,江夏(武昌)人。少年出家,后参谒梁山缘观禅师而得法。警玄初到梁山缘观禅师处拜师,问:“什么是无相道场?” 缘观禅师指着观音像说:“这是吴处士画的。”警玄刚想再问,缘观紧接着追问:“这个是有相的,哪个是无相的?”警玄于是省悟了,连忙礼拜。缘观问:“何不说上一句?”警玄回答:“道即不辞,恐上纸笔(说倒没什么,恐怕落纸笔)。”缘观笑着说:“这句话要刻上碑石的哩!”接着,警玄奉上偈诗一首:“我昔初机学道迷,万水千山觅见知。明今辨古终难会,直说无心转更疑。蒙师点出秦时镜,照见父母未生时。如今觉了何所得,夜放乌鸡带雪飞。”缘观看了之后说:“洞山的宗法有指望了。”警玄后住武昌一带大阳山,并以“大阳”为号,名噪一时。

 

清嘉庆《常德府志》卷十二记载:“观音寺,(武陵)县北阳山东侧。晋白鹿和尚建。明改为荣怀王墓基,其寺移置七里桥,为荣藩香火。”又称:“《梁山碑》:僧妙音,宋孝建中驻锡梁山,驯一白鹿,出入乘之,世号白鹿禅师。其地为观音显化之所,故寺额曰‘观音’。唐天宝中,有僧友凌奉敕居此,始改寺额为‘寿光’。俄而梵僧至,云自西竺国(即天竺,今印度)闻白鹿而来。友凌具言白鹿已死,有塔在山之西。梵僧至其处,命开塔瞻视,数十人发之莫能动。因自持九环叩之,应手而裂,于时咸见金锁连环骨满钵。僧以锡担之,冉冉而去。友凌骇曰:白鹿圣者,昔号妙音,其观音以我易寺名,故来示现耳。于是,便奏复为观音寺。”《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乾象典1262·常德府部杂录》也记载了太阳山白鹿禅师的情况:“世传白鹿禅师居梁山,定中见乘马神人,数辈云梁崧得上帝旨,血食兹土,奉遣开山,师弗与争,止议勿犯静室,此梁祠所由建也。”

这里,我们不妨探讨一下作为太阳山“白鹿”文化意象同太阳文化崇拜的关系,从而明确他能够在太阳山地区产生和流传的文化背景。

在人类文化中,“鹿”,或者“白鹿”,是各种文化体系中重要的意象源之一。

在追求社会人生价值的儒家心目中,“鹿”历来被视为吉祥之物。尤其是白鹿,早期典籍中认为它是一种祥瑞。《国语·周语上》:“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汉书·郊祀志五》:“已祠,胙余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宋书·符瑞志中》:“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 在传统的民俗年画中,人们追求的“福、禄、寿”,对“禄”神往往采取谐音的方法,即用“鹿”来代替。“禄(鹿)”运圆满,就是仕途畅达,光宗耀祖;就是不断升级,不断加薪。

中国道教则认为白鹿是长寿的象征据晋葛洪《抱朴子·玉策篇》说,鹿能活千年以上,从五百岁开始,就逐渐变成白色。因而,白鹿又往往同寻仙访道者或者仙人联系在一起,常常成为这些人的坐骑。《楚辞·哀时命》中有仙人骑白鹿的说法,白鹿既可供仙人骑乘,在天上自由来往,反过来也可以把人载入仙境。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称:“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杜甫《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存想青龙秘,骑行白鹿驯。耕岩非谷口,结草即河滨。”《神仙传》记载,“卫叔卿……驾白鹿,从天而下。”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没有希望,那就骑上“白鹿”去寻访仙道,追求自然,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

在佛教中,“鹿”也被视为神圣之物。鹿苑,又称鹿野苑,就是佛陀初转************之地,位于印度贝那勒斯(Benares)北六公里据说佛祖释迦牟尼最初在此说法,有二鹿跪驻听经,后来被称为“双鹿听经”,或“二鹿听经”。如今西藏大昭寺、拉萨哲蚌寺、拉扑楞寺,等等,都有以此为题材的雕塑。《杂阿含经》卷二十三︰“此处仙人园鹿野苑,如来于中为五比丘三转十二行************。” 婆罗国王曾于此地游猎,群鹿千头悉入网中。当时鹿王屈膝哀求,国王便释放了群鹿,令其还山,因而称为鹿野苑。《大唐西域记》卷七也记载,鹿王代怀孕的母鹿舍身就死的举动,感动了国王,于是便被释放,并布施树林,因而称之为“施鹿林”。今其遗址存有周壁镂刻右旋卍字的二层圆塔一座,以及半截阿育王石柱等,供人凭吊。

在古代希伯来人的语言里,“鹿”这个字是从“公羊”派生来的。鹿常常被看作是一头大公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头野的大公羊,拉丁文《圣经》的各种译文便由此产生。“鹿”在基督教中,则被认为是光明的预告者,每天就是它引导人们走向黎明。在基督徒心目中,鹿就是冉冉上升的旭日,它的目的地就是天顶。这一象征意义,更达到了宇宙和精神的广度。有一个说法,曾经有一天,一只鹿头上的角长成了一个十字架形状,从此它就成为了基督的形象,成为神秘的赐予和圣母显形的象征。总之,作为神的使者,鹿同生命树、十字架相联系,是基督教象征链中反复被人提及的极其重要的一环。

随着佛教在东汉逐步传入中国,并且同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融汇,“鹿”与中国化的佛教也结下了不解之缘。例如湖南益阳资江南岸,距资江一桥200余米的白鹿山上,就有白鹿寺。据说它始建于唐代宪宗元和年间,古寺鼎盛时期曾有住寺和尚300多人。明《一统志》载:唐代名相裴休讲道于此,有白鹿衔花出听,后来便建了白鹿寺。这一情节,同释祖说法“双鹿听经”的典故竟有同工之妙。还有江西庐山白鹿洞、厦门白鹿洞寺,等等。总之,在东方文化传统中,“鹿”“白鹿”的意象,发展成为儒、释、道理念的混合体。

“鹿”作为一种生命力强的象征,体现了人类的太阳崇拜观念,这在中外文化史上也是十分明显的。鹿的双角高耸,定期更新,生长极快;它繁殖力强,自古以来,同“鹿”有关的药物,人们毫不怀疑其“壮阳”的功效。中国过去供奉太阳神炎帝形象的时候,便在两侧安置神鹿和神鹰作为守护神。为什么呢?据说炎帝(神农氏)出生之后,王母娘娘便派神鹿去喂奶哺育他,于是白鹿就成了炎帝的第二母亲。在古老的北美印第安部落霍比人(Hopi)那里,他们的太阳神神像就是用捕获的鹿皮制作的。佛罗里达的印第安人,每逢春天纪念太阳神之时,就是用完整的鹿皮塞上青草和树叶,然后将这“太阳神”朝旭日升起的方向挂起来,人们便围绕着它跳舞,祈求风调雨顺,庄稼丰收。

至此,我们回到常德太阳山关于“妙音”和“白鹿”的传说上来。结合中外关于“鹿”或者“白鹿”的文化意象,以及太阳山有关文化记载,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基本认识:太阳山同“妙音”相关的佛教文化,体现了武陵人的太阳崇拜观念,它既同中华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也与太阳山本土文化内涵一致。

面有关太阳山“妙音”的记载中,称“妙音”为“白鹿禅师”或“白鹿和尚”,或者直呼“白鹿”,这恰好证明了,每个时期纯民俗形态太阳信仰的新变化,都是接受该时期宗教形态太阳信仰的渲染而来。同时,笔者还强烈地感觉到,太阳山佛教文化的“白鹿禅师”传说,应该同太阳山远古“区阳”的传说一脉相承。当时记载所引《荆州记》中就强调“山有兽如鹿,前后有头,常以一头食,一头行”。《荆州记》的作者盛弘之是刘宋时人,但其资料被引,是为了证明《逸周书·王会》中的“区阳,以鳖封。鳖封者,若彘,前后有首”。仔细思索,从“若彘,前后有首”,到“有兽如鹿,前后有头”,再到“驯一白鹿,出入乘之,世号白鹿禅师”,其间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又同本土文化的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渗透(即佛教的中国化)过程相一致,这简直就是佛教文化同本土文化“见面——结合——融汇”的一个典型标本。

由此可见,洞庭湖西岸的太阳山,是本土太阳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外太阳文化融汇的见证。正是佛教文化中的太阳崇拜理念,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太阳崇拜理念的融汇,形成了今天太阳山太阳文化的深厚底蕴。如今这里成为展示人类太阳文化的旅游胜地,可说是底蕴深厚,其来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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