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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启芳专栏

常德方志考

来源: 发布时间: 2013/8/18 19:37:07 次浏览

 常德方志考

傅启芳

     

1、伍子胥后人落籍常德

2、关于申鸣平定白公胜之乱的探讨

3、范蠡三徙

4、张若与常德城

5、春申君墓与珠履坊

6、屈原“夕宿辰阳”辨考

7、秋胡戏妻考

8、始皇有过       长城何辜?

9、纪信舍身取义

10、武陵人招屈亭哭义帝

11、司马相如过停弦渡

12、诸葛亮在武陵的“政略”

13、扼川黔咽喉    踞荆楚要冲

14、关羽与常德

15、周瑜后代花岩溪开饭店

16、三国纷争话吕蒙

17、武陵太守黄盖的戎马生涯

18、三国时的“五溪蛮夷”

19、应詹怀抚诸蛮

20、廖立何以被诸葛亮参倒

21、“木奴”的来历

22、也谈“囊萤夜读”

23、为陶渊明说点公道活

24、高力士魂断朗州

25、常德是芙蓉花正宗产地

26、从潘美任朗州团练使说起

27、甘泉寺楹联的启示28、话范仲淹遭贬

29、宋代榷茶制与常德茶农的反抗

30、杨幺败在内叛

31、岳飞死因新探

32、陈友亮的“常德元帅府”考辨

33、明代田赋制与常德知府应履平的改革

34、杨教谕的忧民诗

35、关于陈洪谟被“罢归”的探讨

36、陈洪谟与滕王阁

37、也谈异地为官回避制

38、烧儿湾的悲剧与殉葬制

39、荣庄王后裔终结之路

40、袁中郎的常德情结

41、话说水星楼

42、发生在乾隆年间的武陵知县亏空案

43、陶澍与澧阳书院

44、陶澍《德山怀古》

45、茶花树前吊先贤

46、简谈中国古代冷兵器

47、清代常德的驿站

48、陈启迈修《武陵县志》

49、朱彭寿笔下的德山

50、谋杀宋教仁内幕

51、从冯玉祥在常德禁娼说起

52、冯玉祥智斗日本恶人

53、“思爱亭”的故事

54、京城的常德会馆

55、谁是阳山之神

56、释疑湘君与湘夫人塑像

57、沈从文黄永玉的常德情缘

58、一代京剧老旦宗师龚云甫

59、名享一方的常德京剧

60、常德丝弦与黄挥略考 

1、伍子胥后人落籍常德 

伍子胥又名伍员,是春秋时楚国人,他一家及其本人遭遇都很悲惨,司马迁评说他位“悲夫”。

由于伍子胥的悲惨遭遇极具传奇色彩,故《史记》、《左传》、《越绝书》等典籍均有所记载,并成为后世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题材,诸如戏剧《战樊城》、《文昭关》、《伍员鞭尸》等,就是演绎他的轶事。因而,伍子胥的名气一直很大。但他的子孙何以落籍常德,却有一段坎坷经历。

伍子胥是楚国何处人?史书无记载,今湖北监利县考称:伍子胥祖籍为古容城,即今监利县伍家场。他的父亲名叫伍奢,是楚平王太子熊建的“太傅” (即老师) 。公元前522年,楚平王命费无忌去秦国迎娶儿媳,费见秦女很美,就出歪主意劝平王自纳,平王听费之言,“遂自娶秦女而绝爱幸之”。太子熊建怒而惧,逃往郑国。平王又听费诬蔑伍奢之言,将伍奢及其长子伍尚等全家一并杀害。伍子胥亦逃往郑国与太子熊建会合。熊建因勾结晋国试图颠覆郑国事发被杀,伍子胥便携太子之子熊胜经昭关 (今安徽省含山县北小岘山上) 逃往吴国。

伍子胥被吴国正阴谋夺权的姬光发现并纳用,伍觅得杀手专诸刺杀吴王姬僚,使姬光夺得王位,史称阖闾。公元前502年,伍子胥说动吴王出兵伐楚,他打头阵,五战皆捷,攻入楚国郢都,实施报复,怒鞭平王尸骸,楚人亦遭浩劫。他昔日的好友申包胥谴责他说:“子之报仇,其已甚乎!”并借来秦兵打退吴军,楚国破碎山河才得以恢复。

后来,伍子胥又辅佐吴王夫差灭掉越国,西慑荆楚,北威齐晋,使吴国称霸东南。可是,吴王听信奸佞伯嚭之言,使伍逐渐失宠。伍子胥感到吴国必会被勾践灭亡,于是,把儿子伍度寄养在齐国鲍氏之家 (鲍叔牙之后) 。伯嚭又向吴王夫差进谗言说他私通齐国,吴王便将伍子胥赐死,以“鸱夷革”裹其尸,弃之江中,随波逝去。

伍子胥死后,其子伍度自齐返回楚国。此时,熊建之子熊胜已先期返回楚国,被封为“白公”,又称白公胜 (其后人有一支落籍津澧一带) 。为感伍子胥当年携救之恩,白公胜打算请封伍度为鲍侯。然而,鉴于乃父之教训,伍度“惧及祸,去之武陵家焉”,远离官场,在常德定居下来。

至汉武帝时,其后人伍被才在淮南王刘安手下当了一名中郎 (随身侍从) 。可是,因涉嫌淮南王谋反,伍被一家又遭诛杀。虽然,伍氏一门屡遭不幸,但其后人一支在常德繁衍生息是可能的,故清嘉庆《常德府志》记曰:“今之苗裔皆其 (指伍度) 出也。”常德有的《伍氏族谱》也记载了他们是伍员(子胥)的后裔。

 

2、 关于申鸣平定白公胜之乱的探讨 

   申鸣与白公胜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两位历史人物。他们的故事在临澧和澧县一带早有流传,当地志书还有所记载,但在申鸣平定白公胜作乱问题上,却留下了“传疑”,至今不得其解。

白公胜,是楚平王之孙,名胜。白是其封地名,在今河南省郾城县境,故称白公,又谓白公胜。《直隶澧州志·武功》一节中还记载,白公胜族之白善,家居澧阳,曾为楚将,白公胜作乱时,不与为谋,弃官归里,灌园以终,澧东药园寺为其旧圃,人称白公圃。可见,白氏一族在澧境繁衍生息早有渊源。

楚惠王即位后,便将熊胜自吴召回楚国,封于鄢,即上述郾城,以白地为其食邑。

白公胜归楚后,收养勇士石乞等,准备攻郑报杀父之仇,初得到了楚国令尹(执政大臣)子西的赞同,将起兵攻打郑国。此时,恰逢晋国攻郑,郑求助于楚,子西与司马子期(军事长官)商议,改攻郑为援郑。因而,引起白公胜的怨恨。于是,白公胜与石乞等袭杀子西和子期,并劫持惠王作乱。谁平定了白公胜之乱?历史上有二说:

一是司马迁的《史记·伍子胥列传》说是叶公子高起兵攻白公,白败亡山中自杀,而平定了此乱。据查,司马迁此说是源于《左传·鲁哀公十六年》的那段记载,而《国语·楚下》之记载亦如此说。

二是西汉刘向《说苑·立节》一书中则说是楚相申鸣举兵平定的。该书记曰:申鸣,楚国名士,初在家养其父,以孝闻著称。楚惠王欲授之以相,初,申鸣辞而不受,后经其父劝说, 舍孝父而忠于国,出任楚相。公元前479年白公胜作乱,袭杀子西、子期,劫持惠王,申鸣以兵围之。白公胜听石乞之计,劫持其父为人质,要挟申鸣退兵,说:你亲附我,我与你瓜分楚国。若不亲附我,你父就要被杀死。申鸣不为所动,并说:起初,我是父之孝子,今是君王之忠臣。我听说,食君之食要死其事,受君之禄要尽其能。现在不能做孝子,只能做忠臣了。于是,击鼓进军,击杀了白公,申父也因此而死。后来,楚王要赏其黄金百斤,申鸣不受,说:食君之食,避君之难,非忠臣也。定君之国,杀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两立 ,行不可两全。如此而生,何面目立于天下。遂自杀而死。

尽管上述两说分歧较大,但历代修篡《安福县志》和《直隶澧州志》时,仍舍《史记》而采《说苑》之说载入志书,并注释说这是“各据本文,传疑并存所至”。这就为后世厘正“ 传疑”留下了课题。笔者以为很值得探讨,故坦陈一己之见,以就教方家。

首先,历史上有申鸣其人是毋庸置疑的。其一申鸣任楚相后,古“澧阳县”是其封地,并“ 在县治北六十里”筑有“申鸣城”,后划入安福县,俗名古城堤;其二申鸣死后墓葬在临澧合口的寿光寺 (即古堤村) 。这些遗迹虽今已不复存在,但历史上确曾有过,古人修地方志时谅不至谬记;其三申鸣以“孝闻”著称,两部地方志都作为这方面的典范,分别在志书中归于“孝友”、“乡贤”范例,若非有其人,志焉有其记,民焉有所传?

其次,既有申鸣其人,且任楚相,申鸣平白公胜之乱则完全可能。一是刘向著《说苑》晚于司马迁著《史记》,不排除他有新的考研发现据征引而书。而且,刘向乃司马迁之后又一文史巨匠,治学严谨,论述多为后世引以为据。历史学家钱宗武先生在译注《说苑》一书时指出:“《说苑》摭拾群书,网罗旧闻,一些失传典籍的零金碎玉,吉光片羽,借以传世。它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此,对申鸣事迹的记述应是可信的;二是白公胜作乱,楚廷两位重臣虽被袭杀,但楚国中枢大臣并非尽殁,位居楚相的申鸣,集朝廷中央军力平乱完全可能, 且责无旁贷。叶公子高本是楚国一地方公爵,当属组织地方武装奋起参与平乱性质,而且符 合所谓“乱臣贼子人而诛之”的《春秋》大义。如果《左传》作者之视点仅及此端,秉《春秋》笔法而书,司马迁又沿而用之,则刘向说一出,便成了千古“传疑”。不过,在没有定论之前,笔者更倾向申鸣平乱说。

 

3、范蠡三徙

范蠡,是春秋时期吴越相争中的风云人物。集政治家、军事家、大商人于一身,颇具传奇色彩。在常德民间很早就有他的传说,《清嘉庆常德府志》还有两方面的记载,一是说“范蠡 ,楚三户人,游寓赤山,后人名其湖曰‘蠡上’,有范蠡庙”;二是说“今常德有蠡湖,意范蠡曾居此。考《越绝书》,范伯自谓衰贱,始居楚,故遗迹犹传耶!”

今以《史记》“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的记载看,范蠡曾游寓当年常德赤山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在他发迹成名之前。

所谓“范蠡三徙”是指:一、由楚入越,佐越王勾践灭吴;二、灭吴后离越入齐,从事生产和贸易;三、拒受齐相,由齐至定陶而居,以经商为主,累家资巨万,乐善好施,终老于陶(今山东省定陶县)

范蠡游寓常德,当在“一徙”之时。据《辞源》记称:范蠡宛人,即今河南省南阳人。春秋时,南阳属楚,故常德府志说他是“楚三户人”,“始居楚”。而此时的范蠡尚未得志,即所谓“自谓衰贱”。他出山入越,起自南阳,取道荆襄,南经常澧,“游寓赤山”,尔后东去,乃必经之途。

赤山,在汉寿县东,沅江县北,古时界跨两县,但同属武陵郡辖域。后人在赤山建有范蠡祠庙,唐天宝年间还改赤山为蠡山,湖名为蠡湖。这一切并非是因范蠡“衰贱”时游过此地,而是对他后来建功立业“成名于天下”的赞赏和纪念。后世不少文人墨客慕名游此,吟诗作赋,谅亦出自此因。

范蠡之所以“成名于天下”,并成为后人敬慕的人物,一是他臣事勾践后,苦身励志,竭尽全力,为勾践深筹远谋二十余年,终于灭掉了吴国,雪了会稽之耻,并使越国成为雄踞东南的霸主,他的政治和军事才华得到了充分释放,折射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强奋进精神;二是在灭吴后,勾践让他当上了权力很大的上将军,还假惺惺的要割土与他共治。然而,他却视功名爵禄如粪土,更认识了君王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的社会本质,故以死相辞,毅然“与其徒属乘舟浮海以行”,一去不返。开始了他的“二 徙”“三徙”生涯,在躬耕垄亩和经商上再显身手,而成为当时富甲一方的巨贾,“陶朱公”便成了时人言富者的代名词 (见《史记·货殖列传》)。

 

4、张若与常德城

公元1513年,陈洪谟修纂的《明嘉靖常德府志·城池》记称:“周赧王三十七年楚人张若筑城。是年秦将白起伐楚,取黔中地,楚人张若筑城以拒秦。”公元1813年由陈楷礼纂稿的《清嘉庆常德府志·古迹》亦沿此录记:“张若城,县东。秦白起伐楚黔中,楚遣其将张若筑此城以拒之。”

上述二说,皆不准确。2001年市方志办校注《清嘉庆常德府志·城池》时,指出:“楚人张若筑城以拒秦,此种说法与《史记》所载不合,《湖广通志》、《湖南通志》皆误。”此前,也就是在1862年陈启迈修《武陵县志》时早已更正为“秦张若城。”故在新编《常德市志·沿革》中改记为:“秦昭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蜀守张若‘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郡治在今沅陵县治西20里。”这一改记,是当今我市方志学者的一大贡献。

为印证这一改记,兹据有关资料,对张若与常德城之关系,补述一二。

《史记·秦本纪第五》记曰:“三十年(公元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晋人著《华阳国志》记称:蜀侯嬴恽反,司马错定蜀,立恽子绾为侯。秦昭王三十年疑绾反,乃诛之。从此,蜀国改为郡,但置守。“若”即蜀守张若。

笔者游览都江堰时,导游介绍李冰的治水功绩时,说李冰虽不属秦人出身,但他与非秦人之商鞅、张仪、司马错、张若等一样皆为秦国的强大做出了贡献。还说是张若带兵取的黔中等地。

笔者又查阅《史记·白起列传》之注释,有学者据殿本《秦本纪考证》说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疑武安君(指白起)与蜀守若共伐取。”今以白起、张若伐楚的不同时间和进军路线看,此“疑”似可冰释:白起军是于公元前278年出函谷关,先取楚之邓、鄢(湖北襄樊及宜都地区),次年再拔楚之郢都(湖北江陵县附近),并焚楚先王墓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置为南郡;而张若则是在白起伐楚的次年率师出蜀,先取楚之巫郡(今湖北西部地区),继而攻黔中,占领鄂西南,湘西北及贵东北广大地区。所谓“共伐取”,即是指公元前277年同时伐楚的那一次,只不过张若比白起官小,可能受其节制而已,并非白起军直接到过黔中乃至今之常德地区。

张若虽攻取了黔中,并在常德筑土城拒楚。但在次年,楚顷襄王迁都于陈县(河南省准阳县境)后收拾残众十余万,复夺被秦攻占的江南十五城,史书虽未明记是否包括张若筑的这座常德最古老的土城,但以后来常德城内有春申君府第之记载看,应当包括其内,不然,春申君何能开府常德?

因此,张若筑城拒楚,时间可能不长。常德城最终归入秦黔中郡版图,当在公元前224年秦王嬴政派王翦率60万秦军灭楚,而后统一天下之时。如果明洪武六年(公元1373)常德卫孙德“改土城为砖城”,是指张若最初修筑后经历代加修之土城,那么,张若开常德土城之基的功绩是不应没的,把此事记入新编《常德市志》就完全必要了。

 

 

             5、春申君墓与珠履坊

在常德城内曾有纪念春申君的建筑,一是春申君墓,旧址在今三味书店;二是珠履坊。前者直到文革时期才被毁掉,后者至清末犹存,今虽然旧迹不再,但它毕竟是常德楚文化曾有过的标志,我市一些造诣高深的学者对它的形成及春申君的历史作为曾进行过富有成果的研考,对人们了解和弘扬常德这一历史文化大有裨益。

 对春申君墓葬何物的研究有了新的认识。 原有的志书记载:春申君被害后 “葬常德”。学者们的研究排除了这一说法。指出:春申君自公元前262年至前238年任楚相25年,自恃功高权重,晚年政治野心膨胀,与李园兄妹为谋,试图谋夺楚祚。然而却败在野心更大的李园手下,于公前238年被李园诛杀于禁宫,落得个被抛首弃尸,全家尽被诛灭的悲惨下场。在此乱局之下,李园之辈岂能为其善后建墓旌表?况且,此事件发生在楚国东迁后之新都寿春 (今安徽省寿县西) ,与常德相隔遥远,何能运尸“葬常德”?对此,常德一些学者在论著中,以翔实的史料排除了春申君死后“葬常德”之说。笔者以为是很正确的,无异是给志书做了个新的注脚。

是不是“衣冠冢”?研究认为,似乎亦无可能。春申君当时被害,祸及全家,即便有人幸免,逃亡避祸已为要务,难有可能收其衣冠来常建个衣冠冢。如果说南宋祝穆作《方舆胜览》所记,是指衣冠冢,亦当是后人修建,有学者考究说其墓建于唐。若此,离春申君死去已越千年,未必尚能收集到其衣冠筑墓葬之?况且,文革期间毁墓建粮店时,据今健在的目击老人讲,墓掘开后什么也没有。可见,春申君墓是个空冢。很可能是后人为怀念他而修建。有的朝代几次修葺,谅亦多出此因。

珠履坊是源于春申君养士斗富的故事。 战国中后期,由于争夺天下的政治需要,因而,对人才的争夺特别激烈,各国兴起了一股养士风气。这方面最著名者,当数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各养食客数千人。春申君居楚国相位长达25年,先后收养天下才士三千之众,在他的治理下,楚国得以复兴,并成为关东六国合纵抗秦之盟长。因而,楚国与各国的外交活动日趋频繁,互使不断。一次,赵国的平原君派使臣到楚国,为向楚国炫耀他们的富有,就在头上插着玳瑁簪子,佩带着用珍珠宝玉装饰鞘套的刀剑,请求会见春申君的门客。于是,春申君就叫他三千门客中的上等宾客都穿着缀有珍珠的的鞋子来会见赵国的使臣 ,赵国使臣见了大感惊惭。这就是“珠履”的来历。既有“珠履”,自然有产地,但史书并未记产何处,常德的志书则补了史书之遗缺。清嘉庆《常德府志》有记,新纂的《常德市志》再次明记:春申君“曾养士三千,常德城有为其制作鞋袜的珠履坊。”旧址在今下南门西侧100米处的“衣巷子”。此坊虽已不复存在,但毕竟在常德历史上有过。

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大凡历史上为国家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者,人民总是不会忘记他。 对春申君的评价,我市不少有识之士发表过许多精辟评论。赖汉屏先生《史记评赏·三千珠履说斯人》一文 (见台湾三民书局19981月版第151-165) 指出:“春申君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有过人的才智,有大功于楚,对六国合纵抗秦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另一方面,他晚年以恶行秽德构祸,谋夺楚祚,被人暗杀于宫禁之中。”作者对“他一生前后判若两人的”的分析,可谓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同时,对这位历史名相又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呼唤:“斯人不泯,魂兮归来!”充分表达了常德人对他的怀念,引人共鸣则是必然的了。

 

6、屈原“夕宿辰阳”辨考    

汉寿县是我市社会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县。近年来,汉寿的学者们对屈原出生何处的学术探讨进行得很红火,“夕宿辰阳”便是其中之一,很逗人兴趣。笔者据有关资料也坦言一二,以供学者们参考。

据《后汉书》记载,汉寿县名于汉顺帝阳嘉三年(公元134年)由故索县(旧城址在今鼎城区韩公渡镇)更名而来。三国时也曾称吴寿,吴大帝孙权赤乌十一年(公元248年)改吴寿为龙阳县(见1987年商务印书馆《辞源》3610页)。北宋徽宗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改龙阳为辰阳县,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废辰阳县名恢复龙阳县旧称(见《宋史·地理志》卷四)。公元1912年,废龙阳县名为汉寿县至今(见《辞源》1870页)。在由索县改名汉寿县以前(尤其是战国时)叫何名字?便成了判定“夕宿辰阳”的关键。

清代《龙阳县志·序》称:“洞庭之西,邑曰龙阳,为古辰阳县。皆泽国也。”

由于龙阳县志有“古辰阳县”一说,人们认为当年屈原“朝发枉渚夕宿辰阳”即是指今汉寿。以枉渚与汉寿的距离看,“朝发夕至”似乎也很在理。然而,问题是“古辰阳”之“古”是指何时?如果是指两宋时期先改后废的辰阳,但离屈原作《涉江》大约晚了1400年,他怎么可能未卜先知写“夕宿辰阳”是指后来的汉寿?除非发掘出新的证据证明屈原写《涉江》时汉寿就有了“古辰阳” 县名的存在,否则,就难圆其说,此其一。

其二,今辰溪古称“辰阳”在战国时代就已存在。

《辞源》第3044页关于“辰阳”的释义是:辰阳,县名。战国楚地,汉置县,属武陵郡。晋宋因之,隋改辰溪县。屈原《涉江》“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即此,故城在今湖南辰溪西。

《汉书·地理志》第八上记曰:辰阳,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汉寿“古辰阳”却无此风貌。

南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记曰:辰阳,郡在辰水阳,取辰溪为名。并说屈原“夕宿辰阳”即此。

19965月,由《楚辞》专家吴广平注译,岳麓书社出版的《白话楚辞》有关“夕宿辰阳”的注译是:辰阳,地名,故城在今湖南省辰溪县西,沅水北岸。

这些记载表明,“夕宿辰阳”何指?人们自可辨明。

其三,以吴广平注译的《涉江》原句看,屈原应是乘船自枉渚(德山)逆沅江而上,而非顺沅水而下。

乘舲船余上沅兮,      我乘着篷船逆着沅水西上,

齐吴榜以击汰。        船夫们一齐举桨划击波浪。

船容与而不进兮,      船却行进迟缓不肯向前,

淹回水而疑滞。        在回旋的水流中迂回荡漾。

朝发枉渚兮,          清晨我从枉渚出发,

夕宿辰阳。            傍晚我住宿在辰阳。

苟余心其端直兮,     只要我的心地正直,

虽僻远之何伤!        即使偏远又有何妨!

入溆浦余儃佪兮,      进入溆浦我开始踌躇。

    ……                          ……

这段对译,是屈原起自鄂渚入沅湘经枉渚流放到溆浦行程中的一段描写,已清楚的表明了问题的曲直,相信学者们自会明判的。

笔者以为,即便屈原此次夕宿之“辰阳”非此是彼,但他到过今汉寿有关地方是完全可能的,多处留下他足迹的传说也可佐证。

 

7、秋胡戏妻考

在湖南省《澧县县志》上,记有秋胡戏妻的故事。故事说:鲁人秋胡娶妻五日后即去陈国做官,五年后归家,见一妇人采桑于路。秋胡见她长得很美,就对她说:“力田不如见富人 ,采桑不如见贵郎”,并取出一锭黄金,试图调戏她,妇不屑而去。秋胡回到家中奉金于母 ,母呼其妻相见,却是被他调戏的采桑妇。其妻羞怒投河而死。这个故事在该县“节妇港” 的居民中“艳传”不绝,故收记于《县志》之中流传下来。

然而,西汉刘歆《西京杂记》却有另说:“鲁人秋胡,娶妻三月而游宦,三年休,还家。 其妇采桑于郊,胡至郊不识其妻也,见而悦之,乃遗黄金一镒。妻曰:‘妾有夫游宦不返, 幽闺独处,三年于兹,未有被辱于今日也’。采桑不顾,胡惭而退。至家,问家人妻何在曰‘行采桑于郊,未反。’既还,乃向所挑 (调戏) 之妇也,夫妻并惭,妻赴沂水而死。”后人为此哀而作赋,著《秋胡行》,收入《乐府诗集》卷三十六。

上述两说,情节颇为相近,只是秋胡妻死处有异,前者说在湖南澧县“节妇港”,后者说在山东沂水河。若以“鲁人秋胡”论,在山东的可能性较大。尽管如此,秋胡亦非历史名人, 加之春秋战乱,人民迁徙频繁,秋胡虽籍属“鲁人”,但也不排除异地迁居之可能。故《直隶澧州志·辩讹》考证说:“今澧有鲁家坪,子姓繁衍,云秋胡后,有采桑园故址。……有千工堤,云秋胡乘船游戏所。……而鲁为秋胡姓。亦未见彼之为是,此之为非也!”可见,《澧县县志》之记载并非空穴来风,不然, 焉得 “艳传”不绝。

秋妻死后,被收入《烈女传》。正是这部封建节烈观的本本,记下了我国历史上不幸女性的斑斑血泪,足见男尊女卑封建礼教对妇女迫害是何等惨烈!同时,也表明秋胡乃好色之徒,见民女美即以黄金调戏,在外做官岂无二奶!故《澧县县志》记载何十樵 (即何磷)先生谴责秋胡戏妻至其死,是“伤于义乎!”。

 这个故事于戏剧家们而言,却是一个难得的题材。在搬上舞台时,又采唐李白《子夜吴歌》“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之句,给秋妻取名“罗敷女”,更使剧情增色,故很早就成为一出久演不衰的名戏。戏名曾叫《秋胡戏妻》、《葵花峪》、《马蹄金》,后来才正式定名为《桑园会》。在清同光年间,便由京剧生行鼻祖之一的张二奎主演,几乎倾倒京师戏迷。 当今京剧诸多老生名家莫不以为当家戏之一,每每演出,常引得满场拍节唱和。此戏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一是在内容上改悲剧情节为喜戏结局。戏中将秋胡妻投河而死改为自缢不 成,秋胡认错而夫妻重归和好,很投人们喜大团圆之心态;二是在腔设计上以高亢流畅的 “西皮”板式,加上极富韵味的唱词,正可谓珠联璧合,琴瑟歌和,常令戏迷陶醉。

 

谈京剧秋胡戏妻    

京剧《秋胡戏妻》是一出典经老生与青衣的对手戏,我是常看不厌。闲时,读地方志时却发现似乎与澧县的一个传说有关。在古《澧县县志》上,有这样一段记载:鲁人秋胡娶妻五日后即去陈国做官,五年后归家,见一妇人采桑于路。秋胡见她长得很美,就对她说:力田不如见富人 ,采桑不如见贵郎,并取出一锭黄金,试图调戏她,妇不屑而去。秋胡回到家中奉金于母 ,母呼其妻相见,却是被他调戏的采桑妇。其妻羞怒投河而死。这个故事在该县节妇港的居民中艳传不绝,故收记于《县志》之中流传下来。
   
然而,西汉刘歆《西京杂记》却有另说:鲁人秋胡,娶妻三月而游宦,三年休,还家。 其妇采桑于郊,胡至郊不识其妻也,见而悦之,乃遗黄金一镒。妻曰:妾有夫游宦不返, 幽闺独处,三年于兹,未有被辱于今日也。采桑不顾,胡惭而退。至家,问家人妻何在行采桑于郊,未反。既还,乃向所挑 (调戏) 之妇也,夫妻并惭,妻赴沂水而死。后人为此哀而作赋,著《秋胡行》,收入《乐府诗集》卷三十六。
   
对刘歆之说,澧县古文人并不认可,故在《直隶澧州志·辩讹》中争辩说:今澧有鲁家坪,子孙繁衍,云秋胡后,有采桑园故址。……有千工堤,云秋胡乘船游戏所。……而鲁为秋胡姓。亦未见彼之为是,此之为非也!”
   
看样子,这个传说谁处是正宗,自古是有争议的。然而,这对戏剧家们而言并不重要,他们只看故事在艺术上是否有可塑性。恰恰是后者,戏剧家们把它搬上了舞台,并依据剧情需要进行了再创造。编剧们采唐・李白《子夜吴歌》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之句,给秋妻取名罗敷女,形成了一出仅有三人演出的精彩折子戏。戏名最初叫《秋胡戏妻》、《葵花峪》、《马蹄金》,后来才正式定名为《桑园会》。在清同光年间,便由京剧生行鼻祖之一的张二奎主演,几乎倾倒京师戏迷。 当今京剧诸多老生名家莫不以为当家戏之一,每每演出,常引得满场拍节唱和。此戏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一是在内容上改悲剧情节为喜戏结局。戏中将秋胡妻投河而死改为自缢不成,秋胡认错而夫妻重归和好,很投人们喜大团圆之心态;二是在唱腔设计上以高亢流畅的西皮板式,加上极富韵味的唱词,正可谓珠联璧合,琴瑟歌和,常令戏迷陶醉。

现在,常德业余京剧活动很红火,不少票友还以此戏原型与澧县传说有关而票上了,学秋胡和罗敷女的精彩唱段,唱得有板有眼,韵味浓浓。常德人的乐天精神和社会和谐局面可从此窥见一斑。

2013724日改写


8 始皇有过,长城何辜?

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不可信

始皇有过,长城何辜?是历来人们的一大质疑。因而,不相信孟姜女曾哭倒过万里长城这码事,尤其在当今我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周边国际环境复杂的情势下,更不赞成大肆渲染孟姜女哭倒长城的荒诞传说。

 

   一、“哭倒长城”纯属子虚乌有之说

 

       古代有的文人也好忽悠人,他们的遗作不少是如同西汉时期司马相如所描述的“子虚乌有”式的作品,正如毛泽东在《读书笔记》中所言:“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今人若不加分析的读或用,必然误事,孟姜女哭倒长城的负面效应就是如此。今查阅有关典籍的记载,便可知它的虚构始末。

首先,从“孟姜”二字看,据《辞源》注称:孟姜,本为春秋时姜姓长女的通称。姜姓建齐,故齐人的长女泛称孟姜。可见,“姜”为姓氏,“孟”为长意。姜姓之长女皆可曰之“孟姜女”。这就为后来多处流传孟姜女的传说留下了很大想象空间。因而,出现竞相建祠立庙,争夺孟姜女“正宗”户口的荒诞现象,我国北方较为流行。常德有关孟姜女的传说是明代正德年间当过监察御史的澧籍人士李如圭从陕西移植到澧县嘉山建祠立庙传下来的。清同治年间官修《直隶澧州志》时才给了她个“户口”,记入志书。

       其次,以孟姜女传说变化看,最早是源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的记载:齐庄公四年(公元前550年),齐国讨伐卫、晋回师攻莒时,齐国大夫杞梁战死。齐侯在郊外遇见了迎丧的杞妻,派人向她吊唁,杞妻不受,齐侯只得去她家里吊唁,原本与后来的孟姜女哭到长城的传说风马牛不相及。可是,西汉刘向著《列女传》时,便借此进行了生编硬造,写入该书说:“杞梁战死,杞妻哭于城下,十日而城崩。”这就是“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最初“原型”。到了唐代,有人编《玉集》记为:“秦时有燕人杞良,娶孟超女仲姿为妻,因良被遣筑长城为官吏所击杀,仲姿哭长城下,城即崩倒。”显然,这是从上述“ 原型”脱胎而来,已从哭倒齐城而移为哭倒长城了。但仍未出现“孟姜女”这个名字。直至晚唐乐府诗词中才有其名,见于《敦煌曲子词集·捣练子》:“孟姜女,杞良妻,一去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便由此逐渐传播开来。宋、元以后,又经过平话说唱、戏剧表演等艺术形式的渲染,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就变得像真事一样了。可见此辈古人的“子虚”工夫何等了得。

 

二、万里长城是国际公认的世界级文化遗产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修长城是功是过?不同时代各有其说。大凡有良知者认为秦始皇一生虽有不少过错,但他在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共同意志和愿望,修建长城巩固统一国家方面的建树,还是功不可没的。常德就有古人为此说过公道话。

首先,清同治《直隶澧州志》在李如圭《贞节祠记》的后面加了一段话,否定了孟姜女哭倒长城说,志曰:“筑台以望,事本不经。夫久不归,何必远寻?且妇人无只身行千里之理。……彼姜其姓耶?名耶?孟其姓耶?序耶?……俱不可考。”

这段话有二意:一是说千里寻夫哭倒长城无可能;二是对孟姜女其名其姓正本清源,恰如成书于清末至今仍为人们沿以为据的《辞源》所述释义,并非专指所谓哭倒长城之女。澧州志的编纂者定是考研了它的真伪,才在志书上写上“事本不经”、“俱不可考”,以提示后人的。

其次,明代李如圭虽然作了《贞节祠记》,赞赏传说中的孟姜女对爱情的忠贞,但对秦始皇修长城还是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既肯定秦始皇修长城的必要性又指出他在此举中的失误和过错。他说:“今之边墙即昔之长城也,乃藉此以御匈奴,何尝不善!使始皇果有公天下之心,议兴此役,以近者输其役,远者输其财,先其所急,后其所缓,次第修举,无急遽之心,则民不知其劳,财不致费,何尤之有?(意指哪有过失呢?)惟其惑于‘亡秦在胡’之心,出于私,所以逞威肆暴,不恤民命,驱数千里之氓(指人民)以供其役,欲速尽美,作子孙千万世之计,曾不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怨如此,国岂能久存也哉?”李先生这段话今天看来仍显得颇有良知和理性。

这个虚构的传说,经过古今好事者的炒作渲染,蒙得未明底细的好心人以为真有孟姜女哭倒过长城,以致责怪秦始皇不该修长城。那样,孟姜女的先生也就不会死,让他们“老婆孩子热炕头”过日子多好啊!这种人性化的良好愿望诚是可贵的。可是,当时秦扫平分裂的六国,初建统一国家,惟匈奴入侵威胁严重,不把六国原有城垣连接起来,难挡其铁蹄践踏河山,人民免遭涂炭。正如李如圭先生所言,在当时“议兴此役”“ 何尝不善。”另以历朝历代长城抵御外侮的实际作用而看(尤其是上世纪国共合作血战长城抗击日寇),更是证明了兴修它的必要性。就是今天以长城作为中国国家伟大象征性标志,不仅海内外炎黄子孙倍感骄傲和鼓舞,外国人也认可,并赞誉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1987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世界遗产委员会” 批准长城列入《世界遗产目录》时评价说:“约公元前220年,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将修建于早些时候的一些断续的防御工事连接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用以抵抗来自北方的侵略。在明代(公元13681644),又继续加以修筑,使长城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军事设施。它在文化艺术上的价值,足以与其历史和战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

可是,如今有的地方却无视国际公认的评价和影响,把子虚乌有的孟女士请上文坛大哭特哭,大有不把万里长城哭倒不罢休的架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要“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背道而行。如此而为,是否符合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尤其是统一大业)之大局,不可不虑其负面影响。既便是要弘扬传统文化,也别忘了“优秀”和“先进”的要求,我党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是一贯的明确的,是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指针,决不能偏离。文学艺术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至高无尚的国家利益,这已成为当今的普世价值和行为准则,全球哪个国家不是如此。而我国在有的方面不仅不及,还犯傻自损,譬如渲染要哭倒万里长城。

 

   三、捍卫万里长城是中华儿女的天职

 

对秦始皇修长城中的过失,比喻“不恤民命”,“欲速尽美”,以致“国岂能久存”等教训,是值得认真吸取的。今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正是对此类历史教训的拨乱反正,十分可贵,当努力实践。至于对已故去的有功也有过的古人,也应宽容一些。毛泽东生前就以豁达胸怀说过:“劝君莫骂秦始皇”。故亦诚劝被推上文坛的孟姜女们别再白费劲洒眼泪了,因为万里长城是哭不倒的。若想搞倒它,那得问问十三亿中国人民答不答应?答案是:捍卫万里长城是中华儿女的天职,不允许对它有任何玷污!

注①:语出《尚书·太誓篇》。意指上天的视听,都从民意。                  

                                            写于2013年春节

 

9、 纪信舍身取义

纪信是楚汉相争中的一位历史人物,赵城人(今山西省洪洞县),颇具智勇,随刘邦征战,屡有战功。

在常德民间一直流传着他的故事,一是说他追项羽于临澧县道水,迫使项羽趁夜遁去,《同治安福县志》记载,在“羽踏岩”还有项羽夜遁后留下的“脚迹”;二是常德汉剧中有出很有名的剧目《纪信替死》又叫《纪信游车》,说的是纪信在战荥阳(今河南荥阳县)时,假冒刘邦出城诈降项羽,掩护刘邦西逃,被项羽烧死的故事。不仅剧情很感人,而且,加上已故汉剧名家朱明禄的精彩表演,百多句唱词一气呵成,每每演出,几令观众倾倒。因而,纪信舍身取义的品格,便在常德人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今查阅典籍,上述传说基本有据,其原委是:

纪信追楚军于临澧道水,当在公元前205年项羽杀害义帝怀王,刘邦至洛阳为义帝发丧,号召诸侯伐楚之时。当时,刘邦“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联同响应的五路诸侯(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韩王郑昌、魏王豹、殷王卯),兵锋直指南楚(荆湘)和西楚(安徽西北部和徐州地区)。此时的常澧大地,属项羽分封的衡山王吴芮的地盘。纪信进兵道水东岸,被追迫者应是吴芮的楚军,而非项羽本人所率之部,他此时已远在彭城(今徐州市),忙于攻打反叛的齐国。因此,项羽不可能在临澧“羽踏岩”留下“脚迹”,即使 有此“脚迹”,至同治年间修县志时,已越二千余年,“脚迹”何能“犹存”?显然是神话,但纪信进兵道水是完全可能的,是刘邦“南浮江汉”所达地区。

汉剧《纪信替死》则完全是取材于《史记·项羽本纪》和《汉书·高帝纪》之记载。这一事件的历史原貌是:刘邦率五路诸侯伐楚,拥兵56万,自西而东而南向项羽发起攻击,节节胜利,并攻占项羽首都彭城。正在攻打齐国的项羽闻之大怒,挥兵反击,项羽亲率3万精兵为前锋,击破汉军,收复彭城等失地,汉军死者20余万,尸横遍野,“水为不流”。汉军败退西走,刘邦的父亲和妻子也被项羽俘获。刘邦退守荥阳,项羽进兵围困,形势极为险峻。公元前2045月,纪信自请扮刘邦出城诈降,对汉王说:“形势已经很危急了,请让我假装成大王替你去蒙骗楚军,大王可乘机逃出城去”。于是,汉王趁夜放出两千女子扮着汉军,纪信坐上王车出东门向项羽投降,刘邦则带数十骑出西门,逃奔成皋而脱险。纪信等出城后向楚军说:“城中粮食已尽,汉王前来降楚”。楚军聚集东城围观并高呼万岁,以示胜利。项羽见纪信问:“汉王何在?”纪信说:“汉王已经出城了”。项羽怒不可遏,便下令将纪信烧死了。

项羽围困刘邦于荥阳长达一年,围而不攻,先中陈平离间计,驱逐范增,痛失谋臣;后又中纪信诈降计,坐失战机,使刘邦逃脱。这是楚汉相争中项羽的致命之误,以致后来形势急转直下,走向失败,自刎乌江,不亦悲乎?而纪信明知诈降必死,却舍身助刘邦兴汉,不亦义乎?

 

10、武陵人招屈亭哭义帝

常德古城东门外江边有招屈亭,相传是为纪念屈原而建。建于何年,废于何时,已无从查考 。今逢盛世,得以复建,耸立沅江岸边,成为诗墙公园一大景观,游人到此,望亭生义,不免默默呼唤:屈原魂兮归来!

站立亭上,遥想楚国历史旧事,不免想起武陵人曾聚集招屈亭缟素(指白色丧服)哭祭义帝楚怀王的往事,人们悲呼:“天下怜楚而兴,今吾王何罪,乃见杀?”后 来,“汉高祖闻而义之”,故武陵又曰义陵。这个故事至直晚唐(约在公元806年)刘禹锡被贬来常德后才见诸文字记载,是他在作《武陵书怀五十韵》序言时,从晋朝人常林著《义陵记》中引用而来,旧《常德府志》沿此录入而流传下来。

项羽杀义帝是一重大历史事件,《史记》、《汉书》均有记载。后世众多史家又继续做了研考,才使得这一事件情节较为丰满,从而也印证了武陵人缟素哭祭义帝的可信性。

义帝,原本是战国末期楚怀王熊槐之孙,名叫熊心。秦王横扫六国,灭掉了楚国,熊心因此流落民间,初为一牧羊娃,年长后便参加了陈胜、吴广起义的队伍。陈、吴被害后,义军群龙无首。项梁采纳谋士范增以复楚为号召之计,觅得熊心,便与刘邦共推熊心为义军领袖,仍称楚怀王,并建都盱台(今江苏盱眙东北)。自此,人心归服,楚军声威大振,屡败秦军。然而,不幸项梁战死,熊心只得迁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 ,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怀王分兵两路向秦发动进攻,一路由宋义、项羽率领救赵进击秦军而入秦;另一路由刘邦率领西进直攻秦都,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 。可是,宋义、项羽那一路遇到的却是秦国骁将章邯,且是秦军主力,宋义怯战46天不进军 ,项羽怒杀宋义,夺取兵权,破釜沉舟,在巨鹿一举击溃秦军,章邯投降,尔后再挥师扑向咸阳。而刘邦那一路遇到的秦军抵抗甚弱,且与秦人“约法三章”,“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以迎义师,人心悦服,因此先于项羽攻占秦都咸阳。按怀王约定应由刘邦 “王之”即当“关中王”。可是,项羽很不服气,因此忌恨熊心,埋下杀机。他自称西楚霸王后,表面上虽仍尊熊心为义帝,但大权尽揽,独断专行,视义帝为其实现政治野心登上帝位之大碍。借口说:“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故在公元前206年,项羽把义帝徙往长沙郡之郴县,并暗中指使九江王黥布与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击杀义帝于途中,杀手为黥布所遣部将。

义帝遇害后,武陵人在招屈亭为他披麻戴孝,举行哭祭,表明常德人历来深明大义,是非分明,既是出于对项羽失民心之举的义愤,也无异为他后来陷于“四面楚歌”自刎乌江敲响了丧钟,这是项羽至死也未得明白的。毛泽东说“不可沽名学霸王”,确实是警世之论。

 

11、司马相如过停弦渡

 司马相如,字长卿,四川成都人。西汉杰出文学家,著有《子虚》、《上林》、《大人》等赋,以讽喻出名,文词华丽,成为汉魏以后文人赋体的模仿对象,对后世文学发展影响很大。仅他那首《凤求凰》的琴歌以及与卓文君的恋情,至今仍传为美谈。

 常澧人民对他早有所闻,是源于他安抚西南曾经在常德这方土地上留有足迹,也就是说他在出使夜郎时曾路过临澧县的停弦渡,即所谓“马上操琴,停弦过渡”,停弦渡亦因此得名。人们为了纪念他,还曾在渡口南岸建过庙。新近校注出版的《安福县志》亦有如此记载:

“西汉都长安,由斜谷栈道入剑阁,即蜀保宁也;由彝陵入三峡,即夔州也。自澧而西并无康衢,何为纡回至此,攀木援石以度蚕丛鸟道乎? 或相如过此,其持节通西南牂、夜郎时也。牂、夜郎为今之贵阳黎平,与楚南连界,计其程发咸阳,出蓝关,由郧襄而南至澧土,此必由之路,自此而南,由武陵辰沅以达遗阳,即牂、夜郎之境矣。”但字里行间却对司马相如过停弦渡有所疑义。

笔者查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资治通鉴》等相 关记载,认为司马相如过停弦渡毋庸置疑。若将他两次出使区分来看,便可疑义尽释。

一次是在公元前130年正月,汉武帝派唐蒙将兵千人,携带辎重入夜郎,以厚礼招夜郎侯多同归汉,拓道二千里,使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广西北部连成一片,设置牂郡和犍为郡。可是,唐在取得成功的同时,却在政策的执行上出了偏差,他用战时的法规杀了些不该杀的渠帅 (少数民族首领) ,引起巴、蜀两郡少数民族的震恐,民心不安。汉武帝闻之,就派司马相如出使夜郎,训责唐蒙,并向巴、蜀等郡发布檄文,指出唐蒙所为并非“上意”,再次宣传朝廷的安抚政策,使局势得以稳定,民以安宁。以新建制牂 (治所在今贵州凯里西北) 地理位置看,司马相如出使路线非如该志书后段所言而不能达到,因此 ,经过临澧停弦渡应无疑义。

另一次是司马相如出使夜郎返京后,向汉武帝汇报唐蒙略取开通夜郎的情况时,趁机建议以其经验开拓西夷,使汉朝政令远播边域,深得武帝赞赏。于是,以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出使,使“西夷 (四川西昌一带) 邛、笮 、冉、珑 、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 (指做汉朝国内的臣属,不做外藩) 。”并纷纷拆除边关隘卡,以示融合为一。司马相如还报,武帝大悦。以西昌地理位置看,司马相如此次的出使路线当如该志书前段所言,若取道停弦渡,自然是“纡回”了。但这与他前次出使路过停弦渡是两码事,不宜混为一谈。

 

12、诸葛亮在武陵的“政略”

古代修地方志,对一些有作为的地方官的从政经历及事绩有个概要的记述,谓之“政略”。《清嘉庆常德府志·政略一》之“三国”部分,首先记述的就是诸葛亮。说刘备使他“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何以不提“武陵”而又列入“政略”?这还须从刘备取得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整体态势看,才可见分晓。

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810月,曹操兵败北去后,留曹仁守江陵;周瑜、刘备并进取南郡。得手后孙权命周瑜移师长江北岸,去取曹仁占踞的江陵,将南岸地分给刘备,才使刘备立足油江口(即今湖北公安县,当时为南郡治所)。同年12月,刘备挥军南下夺取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刘备亲率张飞取武陵郡,杀太守金旋,委任内叛金旋之副手巩志为武陵太守。诸葛亮作为刘备的军师,自然参与谋划并来到了武陵,故在《明嘉靖常德府志》中记载,当年府属沅江县城内有“卧龙洗墨池遗迹”。

为了巩固新得的四郡地盘,扩大军旅,以便北图荆襄,西取巴蜀,刘备与诸葛亮谋定筹措军资为第一要务。此时,武陵连公安已成一片,自有刘备坐镇无虞,而另三郡非有能人抚镇而不能稳固,此任则非诸葛亮莫属,故刘备派他“过沅江”南去临烝(今衡阳市),督办长、桂、零三郡军政事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当时,除了夏口(今武汉市东南)属刘琦据有外,洞庭湖及巴丘(今岳阳市)以东一带均属孙权地盘。诸葛亮征收的赋税(当时主要是钱粮军械等物资),惟有沿湘江经西洞庭湖之临资口入沅江或陆路解运武陵最为安全。因此,常德便成了刘备最主要的后勤军需基地。而诸葛亮往来于临烝与武陵之间与刘备晤谋便是常事。

由于大量的赋税调往武陵,不仅充实了军用,也活跃了当时常德的经济,并为后来常德成为扼川黔之咽喉,踞荆楚之要冲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奠定了基础。

刘备在诸葛亮辅佐下,经过三年多的苦心经营,武陵等四郡社会逐渐安定,人民生计渐有起色,连屡受东汉王朝武力镇压的“五溪蛮”也怀服不已,以致后来刘备伐东吴时还主动请缨助战。短短几年,刘备便聚集了厚实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本,其势力便跨过长江,延及荆襄大地,为夺取西川,建立蜀汉,鼎足西南,争得了主动权。

从上述意义上讲,旧《常德府志》把诸葛亮的所为视着“政略”记入,是合情合理的,故为常德先民们所赞颂。

 

13、扼川黔咽喉 踞荆楚要冲

                                   —— 论常德在三国时的战略地位

三国时期,常德称武陵郡,治所在今常德市武陵区。隶属荆州牧。辖域包括今常德市、张家界市之全部,湘西自治州之大部、怀化市之北部、益阳市之一部、鄂西南之部分地区 (见《 常德志·三国·常德地域图》) 。此种扼川黔之咽喉,踞荆楚之要冲的战略地位,便成了当时吴、蜀两国争夺之焦点。双方通过政治的和军事的手段,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公元208年,曹操兵败赤壁后,刘备乘机抢夺地盘,先奏请汉献帝以刘表长子刘琦为荆州牧,以从政治上堵孙权之口实;接着,便率军南下夺取武陵、长沙、桂阳 (今郴州)、零陵四郡 (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如何夺取武陵?《三国演义》说是张飞取武陵,虽《三国志·张飞传》无记,但《清嘉庆常德府志·职官表一》之记载却是个印证,志曰:“金旋,武陵太守,京兆人。为刘备所攻劫,死”。嗣后,刘备委“巩志为武陵太守”。可见,刘备据有武陵郡是无疑义的了,而攻城略地自然是张飞的事

刘备取得武陵等四郡后,势力大增,为东联孙权,北拒曹操,进而夺取西川,建立蜀汉积聚了雄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资本。面对刘备的日益坐大,孙权深谋远虑,采取欲擒故纵,先予后取的策略,给刘备一系列钓饵,以借力拒曹。公元209年,刘琦病死,孙权干脆上书汉献帝“表刘备为荆州牧”;并命周瑜将南郡南岸地分给刘备,使刘备立足于油口  (今公安县之油江口) ;接着,又“嫁妹妻备”,以进一步笼络刘备。公元210年, 孙权又采纳鲁肃的建议,借荆州给刘备。至此,刘备以武陵等郡为后盾,将其势力跨过长江 ,延抵襄樊南部,成了东吴拒曹的一道挡水墙,致使曹操一直处于守势,未敢再图荆州, 减轻了孙权来自北方的压力,吴国因而获得休养生息之机,政治、军事、经济皆得较快发展。

刘备苦心经营荆州,积聚力量,挥军入蜀,于公元214年夺取成都,而后建立蜀国。

孙权见刘备主力西移,谋夺荆州亦紧锣密鼓的进行。一手是以和平的方式遣使向刘备索还荆州,刘备则以种种借口拒绝归还;另一手则以武力夺取。公元215年,孙权命吕蒙领兵二万夺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闻讯,亲至公安,督关羽南下复夺三郡;孙权亦进驻陆口,命鲁肃率军屯驻益阳,以堵住刘备来自武陵方面的压力。一场大战,迫在眉睫。于是,鲁肃出面邀请关羽至益阳谈判,这就是有名的“单刀赴会”,只是史实有别于演义小说罢了。此时 ,恰逢曹操欲攻汉中,刘备不得已与孙权讲和。双方经过外交谈判,达成妥协,重新划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桂阳、江夏以东属孙权;武陵、零陵、南郡以西属刘备。双方的让步,结束了危机,暂时维系了几近崩溃的孙刘政治联盟,使荆湘局势得以稳定。

然而,孙权夺取荆州的图谋并未止息,密切窥测时机。刘备为减轻与曹操争夺汉中的压力,令关羽发动襄樊战役。由于关羽的骄狂自用,顾头不顾尾的向曹操发动襄樊战役,给孙权创造了难得之机。正当关羽在襄樊鏖战,后方空虚之际,孙权命吕蒙奇袭荆州,并擒杀关羽,终于实现了夺回荆州的宿愿。刘备大为震怒,兴师讨伐东吴。公元222年,刘备率领包括从武陵郡募得的“五溪”蛮兵在内的五六万人马,进至夷陵 ,被陆逊以火攻打败,武陵郡亦随之为孙权占有,并以黄盖为太守。从此,武陵郡便成了吴国遏制蜀国势力东延和北拒曹魏南来的重要屏障之一。

 

 

14、关羽与常德

关羽在常德的先民中享有很高的名气,并为他建庙当神奉敬。之所以如此,略有如下缘由。

一是他的食邑受封于汉寿。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攻陷徐州,刘备败逃投袁绍,关羽被曹操擒获而投降,并被拜为偏将军(杂号将军,主征伐),又因斩杀袁绍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曹操上表汉献帝请封他为汉寿亭侯。对此封号虽然有人非议,但经现代众多史家考证,“汉寿亭侯”确系指今汉寿县境。当时的“亭侯” ,指乡侯,也就是说食邑仅乡境而已(当时乡非今日乡的范围) ,属最低列侯之列。而且此时的汉寿县归割据荆湘的刘表管辖,关羽根本食不到其邑奉,更多的是皇帝赐予的象征性荣誉。关羽以“解良一介武夫”获亭侯赏赐,自然也是一种光宗耀祖的殊荣 。而汉寿有这样一位人物封在此地,故很出名。  二是关羽为刘备保住了武陵郡的地盘。刘备借荆州久拖不还,孙权很恼火。于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 ,派吕蒙领兵二万夺取原属刘备的长沙、零陵、桂阳三 郡,得手后又派鲁肃领兵一万屯驻益阳,进逼武陵郡。刘备闻讯大为震惊,自成都亲赴公安 ,督关羽率兵三万来武陵御吴并复夺三郡,陈兵于汉寿和武陵县一带,一场大战迫在眉捷。 鲁肃出于维系孙刘联盟共拒曹操的政治大局,作了一次外交努力,邀请关羽赴益阳谈判,这就是《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单刀赴会”,只不过拔高了关羽,贬低了鲁肃,而历史事实恰好相反。双方经过外交谈判,达成妥协,保住了武陵郡,避免了刀兵之祸。因而,关羽在常德先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

三是封建统治者神化关羽在常德影响很大。陈寿著《三国志·关羽传》虽评说他有“万人敌 ”之勇,但并未记立有什么战功于刘备,倒是记有由于关羽所为而使刘备的处境艰危。一次是关羽降曹后以斩杀袁绍大将颜良“报效曹公”,受封汉寿亭侯。若非袁绍失察,刘备在袁绍面前便下不了台;另一次是违背刘备“联吴拒曹”的战略方针,骄横傲物,屡辱东吴, 冒然向曹操发起襄樊战役,酿成丢失荆州的大祸,不仅自己被孙权擒杀,更使刘备元气大伤 ,不得不偏隅巴蜀,恢复汉室成为梦想。故陈寿说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若非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的抬举,虚构了诸如“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等情节,使其虚名远播,实也平淡无奇。可是,就是这样一位骄横败将,竟然成了庙堂遍神州,被人膜拜的“圣人”,这完全是封建统治者欲借关羽离曹归刘的“忠义”以巩固自己权位而神化的结果。据《清嘉庆常德府志》、《同治直隶澧州志》记载:宋以前对关羽无特祀。自元朝始,关羽逐渐走红起来,元封他为“义勇武安王”,自然是意在“武安”,极具元朝统治特征。至明洪武二十九年始为建庙,奉称为前将军汉寿亭侯。万历四十二年,封为“三界伏魔大帝、 神威远镇天尊”。自此,“始奉有定号,海内遵行,塑像皆以冕旒”。清朝戴在关羽头上的光环多达20个字(其它地方字数更多):“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关圣大帝”,并且制订了统一的祭祀《祝文》,神化褒扬无以复加。关羽就是如此被封建统治者抬进庙堂神而化之的。以致“京师、直省、巨镇、穷村无不庙之。”可见,关庙之多香火之盛了。常德城内的关庙在今武陵区公安局附近,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后被火毁,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重建,至新中国成立时已破旧不堪,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而消逝。

 

15、周瑜后代花岩溪开饭店

日前,与好友曹明训先生游花岩溪,在饱览花岩溪风光后驻足华蕙山庄。这是一座新修的农家饭店,明洁典雅,设备齐全,服务周到,开张不久,便受到了游人的青睐。

该饭店座落在景区的里仁溪,群山簇拥,茂林修竹环绕,更有两株受到保护的千年古树耸立其间,雀鸟争飞,燕语蝉鸣,一片生机盎然。站在店前坪台环视眺望,如画美景尽收眼底,宛若置身于仙境之中,令人心旷神怡,流连之情油然而生。

在品尝农家特色美食佳肴之余,信手翻开该店神龛上供奉的一套周氏家谱,细细读来,发现该店老板周秩桃竟是“三国”名将周瑜的第57代裔孙,令我和曹老称奇不已。不由得勾发思古之幽情,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之名句在脑中泛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中,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周瑜后裔何以落籍花岩溪?回来后参阅相关典籍,追根溯源,信笔写下

周瑜字公瑾,祖籍安徽舒城。与孙策同年,少小通好,交谊甚厚。建安三年(公元1 96年)孙策开辟江东,周瑜将兵迎策,时年24岁。自此,周瑜襄助孙策开基立业,后又辅佐孙权,屡建功勋。建安十三年 (公元208年),曹操席卷荆襄,饮马长江,东吴危在旦夕。周瑜力排众议,联刘抗曹。孙权拜其为大都督,统帅三军,火烧赤壁,一战功成,鼎足三分,不仅使吴国三分天下有其一而雄踞江东,而且创下了中国军事史上一光辉战例,其史鉴意义堪可彪炳千秋。正当他再展宏图,挥师击蜀之际,不幸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 病逝巴丘(今岳阳市) ,以致壮志难酬,时年仅36岁。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吴人莫不痛惜英才早逝(见《三国志· 周瑜传》)。

周瑜育有两男一女。女配太子孙登。长子周循,拜骑都尉,早卒。次子周胤,封都乡侯,授兵千人,屯驻公安。后因罪被徙往庐陵郡(今江西省吉安市)。数年后, 经诸葛瑾等奏明他已改过图新,孙权赦免其罪。此时,周胤却病故于徙所。自此,周胤之后便在吉安繁衍生息,至明弘治年间已传41代。因兵燹之灾,周荣五、周兴一俩族兄弟率周氏 一支自吉安湖山避难至武陵县港二口一带的大坪和赤岗落籍下来。其时当在弘治十五至十八年(公元1502-1505年) 的“江西民变”,朝廷派兵征剿之时。落籍常德后 ,传至周秩桃又历16代,并成为原常德县前乡之“巨族”。

常德这系周氏子孙中,也不乏名贤洁吏,为常德为国家的发展,多有贡献。最值得一道的是乾隆年间从这里走出的周立斋,曾任台湾诸罗(今台湾嘉义)县知县。该县地处海疆,旧无城廓,为固疆土,保境安民,他筹措赤金三千,新建城池,与民以安。当时“万姓感恩,为之建生祠”,以为纪念。

清嘉庆年间,周氏贤达周研山、周铁山兄弟续修族谱。由曾任广西巡抚、云贵总督的常德名人赵慎畛为之作序。序中指出:“周研山与余幼同党,长同笔砚,又同住京华二十余年,称莫逆交,因得悉其家世,固武陵巨族也。”在叙述了自周瑜至周研山历代沿袭后又评价说 :“武陵一支,余所目睹之贤裔,明通博雅,济济彬彬,继起文人,蒸蒸如釜上气,皆是公瑾公积德累仁,泽流百世,而益以昌大也”。可见,周瑜后裔一支落籍常德是无可疑义的

周秩桃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皆居花岩溪之里仁溪,世代务农为本,勤于耕作,纯朴敦厚 ,虽不如其乃祖叱咤风云,英雄一世,而其田园之乐何逊王侯?

 

16、三国纷争话吕蒙

国时期,有两位“冤家对头”在今常德地域内曾被封为侯爵。一位是关羽,因斩颜良,解白马之围,曹操奏请汉献帝封他为汉寿亭侯;另一位是东吴大将吕蒙,因夺取荆州,擒杀关羽之功,被封为孱陵侯。当时,孱陵属武陵郡,至唐高宗麟德年后废孱陵并入安乡和南县后方不复存在。以东汉侯爵食邑制论,吕蒙食邑丰于关羽,前者食县邑,后者食乡亭。

吕蒙,东吴名将,屡立战功,深得孙权信任。周瑜、鲁肃相继去世后,继任东吴都督,统领江东兵马,以其深韬奇谋,辅佐孙权,一举夺取荆州,擒杀关羽,驱刘备势力于巴蜀,为吴国鼎足东南立下了功勋。故孙权赞说其才仅“次于公瑾,胜于子敬”是他 “学问开益”所致。

赤壁之战后,孙权采纳鲁肃建议,借荆州给刘备,以抗御曹操复下江南的图谋。刘备乘势扩大地盘,夺了武陵等四郡,并进而攻取西蜀,形成以巴蜀连荆襄的鼎立之势,视荆州取之当然。因而,对东吴多次索还荆州软拖硬抗,不予归还。尤其是关羽置刘备“联吴拒曹”的战略方针于不顾,在外交关系上,骄横傲物,屡辱东吴,致使孙刘政治联盟名存实亡。面对如此态势,孙权大为恼火,欲夺回荆州却计无所出。吕蒙任都督后,首先帮助孙权调整战略方针,说服孙权放弃北取徐州的打算,而集中精力谋夺荆州,深得孙权赞许;然后,又以托病养疾之计,麻痹关羽,使其尽撤荆州兵力向曹操发起襄樊战役。吕蒙见时机成熟,便集中兵力,身着白衣,假扮商贾,乘船逆江而上夺取荆州,迅速占领江陵城和南郡大片地盘。吕蒙严明军纪,厚待关羽家属及其部属,致使关羽军士斗志瓦解,溃不成军,加上曹操加强兵力固守反击,在两面受敌下,关羽只得败走麦城,最后在章乡,关羽父子被朱然、潘璋所部擒获,斩杀于临沮 (今湖北安远县西北) 。孙权终于实现了夺回荆州的宿愿。 至此,刘备的势力便退踞巴蜀了。

吕蒙因此被任命为南郡太守,封为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然而,封爵尚未下达,吕蒙却疾病发作,不久便逝世,享年仅42岁,孙权痛惜不已。

吕蒙少时读书并不多,但勤奋好学,他接受孙权的劝告,在旅军生涯中挤时间博览群书,刻苦学习,并与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使认识产生了飞跃,升华了才智,而成为一代“有国士之量”的儒将,干出了一番大事业。故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 《吕蒙传》”。吕蒙的故事,对我们今天争做一个“学习型”的智者是否也有帮助呢?劝君不妨一试。                            

17、武陵太守黄盖的戎马生涯

《嘉庆常德府志》记载:三国时武陵蛮夷反乱,吴国以黄盖为武陵太守,剿抚并举,得以“郡境遂清”。该《府志》注释说,由于《吴志·黄盖传》中“不系年”,故“疑在建安时 。”

今查阅有关史料,黄盖任武陵太守时,“建安”年号已不复存在。因为在“建安”25年(公元220年)10月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皇帝,初改元为魏延康,接着又改为魏黄初,东汉自此彻底被灭亡。而黄盖来武陵任太守是在刘备伐东吴被陆逊打败,武陵郡为孙权占有以后,时间在吴大帝孙权黄武元年(公元222年)。此时武陵的五溪少数民族因参与刘备伐东吴战败而不服,继续反抗吴国的占领,故攻占城镇。黄盖任武陵太守时,仅有郡500余人,黄盖便敞开城门,诱其入城,尔后反击,将其打败。黄盖仅惩罚其中少数头人,其余皆予赦免安抚,因而郡内之巴河(今湖北境内)、澧水、油水(公安县内)、澹水流域等僻远地区少数民族首领皆率众“改操易节,奉礼请见”,臣服吴国,全境逐得安宁。后来,黄盖又奉命平定了益阳县等地之乱,孙权加封黄盖为偏将军。最后,黄盖病逝于武陵郡守任上,时间当 在吴黄龙三年(公元231年),潘浚率军来武陵再讨五溪蛮夷之时或稍后。

黄盖,字公覆,零陵人。自孙坚起兵讨伐董卓即从军旅。后又追随孙策和孙权,身着战衣, 转战各地,攻城夺地,屡立战功,被尊为东吴“三世老臣”。建安十三年(公元208 年),  曹操挥师下江南,占领荆襄广大地区,意欲消灭孙权,东吴震恐,降风糜漫,以周瑜、鲁肃、黄盖为代表的主战派,则力主武力抗曹。黄盖以其久经征战之卓识,向周瑜献计说:“现在敌众我寡,难与其长久相持。但观曹军船队首尾固定相连,可以火攻打败他们。”周瑜采纳其策,并同意黄盖致书诈降曹操。同时,准备大战船数十艘,装满柴草 ,灌上膏油,由黄盖率领进驶曹营,假说来降,趁曹军不备,发起火攻,时又遇东南风起,火乘风势,大火延烧至岸上的军营,曹军大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大战。在战斗中黄 盖老当益壮,身先士卒,身中流矢,仍奋力拼杀,幸得韩当相救,方幸免战殁。赤壁之战的 胜利,为东吴雄踞东南,三分天下有其一奠定了基础。黄盖实乃功不可没,后人敬仰他自在情理之中。故罗贯中先生著《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献密计黄盖受刑”,做了精彩描写。 虽然周瑜打黄盖的 “苦肉计”是虚构,并已成为人们谈论之佳话,但黄盖献火攻策、诈降计,以致火烧赤壁,打败曹操,却是历史实事,这是有史籍可查的。而他在任武陵太守期间,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抚慰政策,使几经战乱的武陵地区得以安宁,其历史功绩也是值得人们赞赏和怀念的。

 

18、三国时的“五溪蛮夷”

三国时期,常德称武陵郡。“五溪”(指雄溪、 樠溪、西溪、沅溪、辰溪 ) 少数民族皆属辖治以内,封建统治者称之为“蛮夷”。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 武陵郡为刘备据有,成为吴蜀政治军事争斗的焦点地区之一。

公元219年,孙权以吕蒙为都督,夺取荆州,诛杀关羽父子。刘备震怒,兴兵讨伐东吴。《 三国演义》描写刘备“统精兵七十万”,加上自武陵募得的“五溪蛮兵”五万,共七十五万大军;又说孙权依张昭之议,以陆逊为都督“起兵十万拒之”。其实,这是小说家笔下夸大了的数字,实际没有这样多,以当时蜀国人口看,也不过百万,何能起兵七十五万?据《通 鉴纪事本末》记载:刘备向秭归进军时仅“兵力四万余人”,加上向武陵求得的“蛮兵”,大体合“五六万”之众。《中国历史大事本末》记曰:“刘备称帝,七月亲率五六万大军进攻孙权”,也证实刘备兵力不过如此。《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记载:“孙权命陆逊为大都督,督朱然、韩当……等五万人拒之。”因此,演义小说之言并不能以为史据,故不足为信。

公元222年,刘备伐东吴,进军至夷道 (今湖北宜都县西北) 筑营驻军,从湖北长阳县连通向武陵。武陵“五溪蛮夷”派使者请求出兵相助,刘备兵力本来捉襟见肘 ,今有“蛮夷”来请,自然求之不得,即派马良前往武陵担任“征行” (相当太守官职) ,安抚“蛮夷”,授予其首领 (又称渠长) 官印、官号等,因而,“相率响应”,出兵参与刘备讨伐东吴。以上述史料推算,“蛮兵”当在一、二万人之 间。刘备虽得“蛮兵”相助,但由于战略布局失误和战术指挥失当,仍未避免失败的命运。在夷陵 (今宜昌市东南) 被陆逊火烧连营四十余座,全军覆没,“蛮兵”死 伤惨重,刘备侥幸逃脱,败走白帝城,不久逝去。马良亦在刘备兵败时,遇害于武陵。

夷陵战后,武陵郡为孙权占有。然而,武陵“五溪蛮”并未臣服,时有反抗,孙权进行了报复性的镇压。公元231年孙权命潘浚、吕岱领兵五万,进行大规模征剿,几年时间,斩杀俘获数万人。这是常德历史上“五溪”少数民族处境最为悲惨的时期之一。

 

19、应詹怀抚诸蛮     

       在沅水、澧水、以及毗邻的湖北境内的油水、澹水流域中上游,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封建统治者以大汉主义之偏见视他们为不开发之“蛮夷”,故称居沅水流域之雄溪、樠溪、西溪、沅溪、辰溪者为“五溪蛮”,称居澧水以及油水澹水者为“峒溪蛮”。

历代统治者对这些少数民族多施武力镇压之策,少有怀抚支助。故镇压愈激,反抗愈烈。在古黔中及后来的武陵郡、天门郡(慈利东北)、南平郡广大地区内刀兵不断,“蛮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秦攻占楚之黔中地,首当其害者是“蛮民”;东汉刘尚、马援先后率数万大军进剿“五溪蛮”,杀戮惨重;三国时东吴派潘浚率大军征剿武陵蛮,“斩杀、俘获数以万计”;又武陵太守钟离牧剿“五溪蛮”,“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及其支党千余级”。可见,反抗与镇压的斗争是何等惨烈。

血的教训,逐渐被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仅以武力戮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内部矛盾问题,也无助于皇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定。在这方面,西晋的应詹不愧是一位智者。

应詹(公元274——326年),字思远,河南省项城人,曾为西晋“太子舍人”。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西晋天下大乱,洛京倾覆,武陵、天门、南平等郡“蛮民”处境悲惨,反抗又起。应詹奉命督武陵、天门、南平三郡军事,进讨诸蛮。然而,应詹以前车之鉴,不动刀兵,改武力征剿为怀抚招安,召诸蛮首领“破铜券与盟”,也就是说与诸蛮首领签订和平盟约,铸为铜券,各执一件,按约信守,使诸蛮怀服,数郡无虞。在战火遍地之际,惟“詹境独全”,避免了兵燹之灾。故人民歌曰:“乱离既普,殆为灰朽。侥幸之运,赖兹应侯。岁寒不凋,孤境独守。拯我涂炭,惠隆丘阜,润同江海,恩犹父母。”应詹此举,不仅载入《晋书》,而且记入了旧《澧州志》和《常德府志》。

 

20、廖立何以被诸葛亮参倒

廖立,是三国时期常德籍知名政治人物。他年未及三十,就被刘备擢为长沙太守,诸葛亮也曾将他与庞统并列,誉为“楚之良才”。可是,他的后半生很不幸,被诸葛亮参倒,贬废为 民,徙往不毛之地汶山郡“反已思过”。尽管他躬率妻子耕植,有所觉悟,然而 ,终未获 宽宥复用,死于徙所。以当时蜀国人才不济看,实在是个损失。以廖立个人的教训而言,亦 不失为一面镜鉴。这大概是陈寿著《三国志》为他立传的缘故,《清嘉庆常德府志》(以下简称《府志》) 为他续立列传谅也是出于此因。

首先是廖立自己有过错。他任长沙太守时,吕蒙搞突袭,夺取长沙郡,廖立脱身归蜀。虽有 此过失,但刘备并未深责,仍按平素那样对待他,还委以巴郡太守;不久,又任他为“侍中 ”,成为“天子”的近臣。可见,刘备具有识才厚士之量。刘禅继位后,又提升他为长水校 尉,掌管卫兵,官职与权力已经很大。可是,廖立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在追名逐利上自陷其误。他恃才傲物,目空一切,“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二”,却居李严等蜀地官员之下, “常怀怏怏”,进而对上指责刘备、关羽;对下“臧否群士”,把同僚说的一无是处,引起众怨,严重脱离“官众”。在那年代,如此为官,焉能不被参倒。廖立的前车之辙,又何尝不是后车之鉴呢?

其次是诸葛亮乏容人之量,参劾过于苛责。在李邵、蒋琬诉说廖立坏话后,诸葛亮上表,参劾廖立,表曰:“长水校尉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又言万人率者皆小子也(指统兵将领);诽谤先帝,疵毁众臣。人有言国家兵众简练,部伍分明者,立举头视屋,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胜数。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于是,刘禅下诏:“三苗乱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 (引自《三国志·蜀书·廖立传》及裴注《亮集》)

尽管诸葛亮参贬了他,但廖立经过“反已思过”,并不怨恨,而是把复出的希望仍寄托在诸葛亮身上。然而,由于诸葛亮的逝世,使廖立复出的希望彻底破灭,故廖立哭曰:“吾终为 左衽矣”,其意是以徙地少数民族衣襟向左开做比喻,说自己要在汶山居住一辈子,没有再出任的希望了。

诸葛亮处理廖立若能从蜀国人才短缺用人之急着想,而取宽厚待士之姿,让廖立通过耕植思过后,及时予以复用,并扬其所长,抑其所短,也不致使“楚之良才”埋没汶山。故有史怀者评曰:“廖立指切蜀事,历诋蜀用事之人与失事之状,皆中痛痒,不为无识。而语语犯忌,武侯稍抑之,未为不是。”并指出诸葛亮在廖立问题上“表劾之语,似属护短甚矣。”因而史怀先生叹说:政治家“听言容物之不易也”,实属警世之论 (见《府志》) 。如果说诸葛亮治蜀有失误,不能“听言容物”则是要害之一。此乃政治家之大忌,凡此,很难不失误的。 

 

21、“木奴”的来历

以柑橘比喻“木奴”并载入典籍,是源于三国时李衡在汉寿种橘的故事。

据《辞源》记载,柑橘原产我国,以我国中南部最宜栽种。当年,屈原把柑橘当做文化现象而写下千古名篇《橘颂》,固是表明他要效橘树质朴坚贞的品格而公忠谋国,但对柑橘的发展进程亦产生了深远影响,湘楚大地多有种植。柑橘在常德很早就是农家一项重要经济作物 ,所谓勤于种橘,衣食足用。凡此,在当时也不失为小康之家。因而,就连三国时的丹杨太守李衡在汉寿县大泛州种柑橘也比做畜奴,故称“木权”或“橘奴”。其境界虽不如屈原那样高雅,但以经济意义而论,却也颇有见地。

如今,柑橘生产已成我市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一大农产品品牌。尤以石门县产的品质为优,每年柑橘文化节,不仅橘醉文人墨客,更引得橘商云集,大量采购,远销海内外。此等盛况, 何异于宋朝人可频瑜作《洞庭献新橘赋》所言:“珍果斯出兮诸夏或无。其价可重,其味可珍。献芹者既非其匹敌,献桃者何足与等论。美哉!植物斯多,结实者众,斯橘也!独专美 于当今。”(节录自《洞庭湖志》)。

李衡原本襄阳人,汉末入吴为武昌庶民,后流落武陵,娶贤女习氏为妻。

孙权晚年,吕壹操弄权柄,大臣畏惧,莫有敢言。李衡很有辩才,经人向孙权推荐,任为郎官。李衡口斥吕壹奸短数千言,使吕失宠,因而得以“显擢”。后为吴国权臣诸葛恪的司马,为恪出谋划策。诸葛恪被诛后,求为丹杨太守(治所在今安徽省宣城县)。此时,孙权的第六个儿子琅邪王孙休被吴帝孙亮徙往丹杨郡。李衡对孙休多有不敬,“ 数倚法侵削之”。其妻习氏数劝李衡善待,衡拒而不纳。

公元258年,孙亮被废,孙休当让了吴帝。此时的李衡大感忧惧,对习氏曰:“不用卿言, 以至如此。”并打算投奔魏国。习氏劝阻曰:“不可。君本为庶民耳,先帝相拔过重,既数作无理,而复逆自猜嫌,叛逃求活,以此北归,何面见中国人乎?(指吴国) ”。衡问:“计何所出?”习氏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显于天下,终不以私嫌杀君明矣。可自囚诣狱,表列前失,显求受罪。如此,乃当逆见优饶,非但直活而已。” 李衡听从其言。自缚自囚,向孙休请罪。孙休发布诏命说:丹杨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动拘囚官署。昔日,管仲射齐桓公之带钩、寺人斩重耳之袖口,是在君为君,各为其主。故宽宥了李衡,仍遣他回丹杨任太守,又加封为威远将军。

李衡为官至此,倒也清廉,无甚家资,遂与妻议欲置家产为子孙谋,习氏很不赞同,说:“ 人患无德义,不患不富,若贵而能贫,方好耳,用此何为!”但李衡仍暗中派人回龙阳凡洲 (今汉寿泛洲) 兴建住宅,种植柑橘千株。临终时对儿子说:“汝母恶我治家,故贫如此。然吾洲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 以上见《三国志·吴书》卷三,郦道元《水经注·沅水 )

李衡种橘,以“木奴”相称,后来便为一些诗文大家所引用。唐朝元稹曾有诗写道:“绿粽新菱实,金元小木奴。”杜甫亦有诗曰:“加点瓜薤间,依稀橘奴迹。”

李衡在大泛洲的故址,刘禹锡被贬为常德司马时也曾游过,他在《武陵书杯》诗中写道:“沈约台榭故,李衡墟落存”。

 

22、也谈《囊萤夜读》

“囊萤夜读”是常德历史名人车胤发明的。这个故事与苏秦“锥刺股骨”、匡衡“凿壁借光 ”、孙敬“悬梁苦读”等并列为中国古人刻苦读书的典范,被莘莘学子奉为楷模,千百年来少有人对这种读书方式的真实性表示过怀疑。近日,有李红军先生在《杂文报》上发表《古人也会作弄人的》文章 (以下简称“李文”) ,援引康熙皇帝和昆虫学家法布尔的试验,指出“囊萤夜读”是不科学不真实的,说这是古人作弄人,因而,动摇了人们对这一读书方式的信奉。

笔者仔细想来,认为“李文”所言也不无道理。而且,有关典籍之记载也可印证。此时的车胤年仅10岁,其父车育尚在南平郡太守王胡之麾下当功曹,也是个相当于“正处级”的干部 ,即便是个两袖清风的廉吏,也算是个小康之家,断不至穷得有钱买书而没钱买灯油。因此,笔者赞同“李文”对此的质疑。它也告诉人们对于书本(尤其是某些古籍)上的某些东西,不可一味盲从,而应多思多问个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古代有个潜规则:“成者王侯败者寇。”那些刀笔先生莫不以此为铁则而书,一个人物、一个事件可以写得是非颠倒,褒贵贬贱。如果照啃书本,不加思考,信以为真,轻则误已,重则误人误国。车胤如果不是后来当了大官,够格列入史册,而是像常德汉剧《祭头巾》中那位屡考不中的石灏,《晋书》的作者焉会把“囊萤夜读”这个“闪光点”写进《车胤传》。可见“一荣诸贵”的笔痕是明显的。尽管“囊萤夜读”的方式缺少科学性,不足为信,但是这个故事宣扬的夜以日继刻苦读书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常德人历来热爱读书,因而,人文荟萃,英才倍出,自然也得益于“ 囊萤夜读”精神的激励和鼓舞。如今读书虽不再须捉萤照读,但车胤刻苦读书的风范却仍有现实意义,应当发扬光大。

 

23陶渊明说点公道活

前不久,在友人藏书中觅得一本《东晋诗文·陶渊明》的收,版本很好,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文章不长,高度概括了陶渊明的一生。由于该书秉持的是特殊年代的观点,故在对陶先生及其诗文的评价上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

一是说他弃官归隐的行为是“消极”的。何为“积极”行为?该书没有说。笔者以为,未必久恋官场,死抱官位不放就是“积极”行为?以陶先生当时处境看,他并非无才,亦非没有悬壶济世之心,而是政治污浊使他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加上他秉性率直,疾恶如仇,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与士族社会同流合污,故在41岁那年他毅然弃彭泽令归隐而去。自此,躬耕垄亩,自食其力,以写“田园诗”的方式,把当时污秽的政治和社会万象以及人民(尤其农民)的困苦和渴望尽书诗文之中。他57岁写下的《桃花源记》就是其诗文的颠峰之作。它描绘了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剥削、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社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愿望,也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否定。这无论从政治或文学和史学哪个角度看,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既是陶先生留给常德人民的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又是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因此,把陶渊明弃官归隐以笔作投枪刺向黑暗视为“消极”是不公正的,至少是苛求古人了。

二是说陶渊明的诗文“乐天安命思想严重,对后代作家起了不好的作用。”但事实恰好相反。他一生写下诗文130多篇,“乐天安命”是其表象,并非是其作品的内涵和主旨。有方家指出: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之一。他的诗歌痛斥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的腐败,表现出高尚的情操,有很高的价值。归隐以后,由于参加了劳动,接触了人民,也由于自己经济地位的下降,诗里反映了农民的思想要求,这是十分可贵的。陶渊明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他的诗自然朴素,而又韵味隽永。陶诗在南朝崇尚骈俪的文学风气之下,并不受人重视,但对唐以后的诗歌创作却起了很好的作用。

笔者略查唐以后诗词名家的评论,证明上述评价是正确的公道的。试举几例:

杜甫称赞陶渊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苏东坡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黄庭坚评说他的诗是“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

惠洪说他是“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

凡此多多,不一赘述,仅以上端,足见贬意之偏颇。

我国诗词经历了古体和近体两个重要发展阶段,成就是巨大的。今取二者之长,创立更加自由,更加大众化的新体诗,已是诗词文化与时俱进的不可逆转的时代要求和发展趋势。而陶诗那种“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和不“较声律”死“雕文句”,信手写来,自由抒发的风格,不正是值得新体诗借鉴和推崇的么?

24、高力士魂断朗州

高力士是唐玄宗最宠信的一位宦官(明以后称太监),素有“一代权阉”之称。又因不少文艺作品的渲染,更使他声名远播。诸如京剧大师萧长华在《贵妃醉酒》中就把他的奴颜媚骨表现得淋漓尽致,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对他猝死朗州(唐时常德称朗州)的下场却鲜为人知。今查有关典籍之记载,是确凿无疑的。

高力士,广东高州人,原本唐初耿国公冯盎的曾孙,后过继给宦官高延福为养子。十四岁时阉割入宫,深得武则天之宠,升任后宫闱丞,总管帝后内务。又为李隆基诛灭韦后和太平公主集团立下功劳。唐玄宗继位后,高力士又处处“ 体察圣意”,大拍马屁。因而,“圣眷日隆”。尤其是他撮合玄宗与儿媳杨玉环“芙蓉帐暖度春宵”、“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快活享乐,更得玄宗宠信,晋封他为渤海郡公、齐国公。许多朝政大事交他去办,并说:“力士当上,我寝乃安。”(《新唐书语》)自此,腐败日盛,国势日衰。安禄山乘机叛乱,“渔阳鼙鼓动地哀,惊破《霓裳羽衣曲》”,将“开元盛世”砸了个稀巴烂 。高力士撮合的那场《长恨歌》便以杨贵妃魂断马嵬驿馆而饮恨曲终,唐王朝自此亦一蹶不振了。

安史之乱后,高力士随唐玄宗自蜀地返回长安,便被唐肃宗流放到巫州(今湖南黔阳县)。 公元762年,唐肃宗死,代宗继位,大赦天下。在巫州流放了两年的高力士得以赦回,取道常德返回长安。高力士抵达朗州后,住在开元寺(旧址在府衙南,府志记宋代移修大善寺说原名本为开元塔院,即今桃林宾馆处)。他闻听玄宗已死,号恸不已,呕血猝死。死时79 。后来 ,朝廷自常德移其尸于陕西蒲城的泰陵,为唐玄宗陪葬。

宦官,是中国帝制制度的独特产物。凡为宦者皆为男性,均要“净身”,即阉割生殖器,人格尊严被剥夺,受尽帝王后妃的种种侮辱,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但也有少数人由于长期随侍帝王后妃,深谙官场套路,狡诈应对,逐渐取得主子的欢心和信任,而成为权势显赫的“奴 上奴”,进而窃权揽政,酿造祸端,每每闹得封建王朝天翻地覆,历史上遂出现了东汉、唐朝、明代中后期宦官专权的黑暗局面。高力士就是这样弄潮的人。

 

25、常德是芙蓉花正宗产地

芙蓉花(又称木芙蓉) 之所以人见人爱,一是因为它艳丽无比,一日三 变,晨粉白、昼浅红、暮深红,其娇艳之姿,常令人驻足观赏;二是它傲立寒霜的独特性格,此花盛开于农历九至十一月,这时百花凋谢,它却傲霜绽放,故白居易诗曰:“莫怕秋无伴愁物,水莲花尽木莲开”。苏东坡更赞芙蓉花性格是“唤作拒霜犹未称,看来却是最宜霜”;三是木芙蓉浑身是宝,花叶皆可入药。李时珍说,以芙蓉花叶治疗“痈疽肿毒恶疮,妙不可言”。

常德人喜爱芙蓉花,广为种植,历史悠久,曾花红遍地。屈原流放常德见此美艳之景就 曾在《九歌》里写道:“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亦指水芙蓉)。明朝陈洪谟撰《嘉靖常德府志》作为常德最骄人“物产”之一记入该志书:木芙蓉,一名拒霜,九月开故名,有红白二色,有单瓣者,有重瓣者,朝开色白至午后渐红者,名“醉芙蓉”。

芙蓉花在常德历史上虽久具盛名,但今人却少有再去种它,而且并不完全知晓此花乃以常德为正宗产地,这就得益于胡乔木先生的研究成果。   

毛泽东一九六一年所写的《答友人》七律诗发表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问胡乔木“芙蓉国里尽朝晖”之意义。乔木先生于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三日回函说:“芙蓉国”即指湖南,是毛泽东借晚唐诗人谭用之“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反其意而作。并指出:“芙蓉有两义,一指荷花(又称水芙蓉),一指木芙蓉,二说均可通,因木芙蓉据本草称出自鼎州,即今湖南常德”( 见《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05月版)。可见“芙蓉国里尽朝晖”之芙蓉花,常德是正宗产地。

乔木先生此说,是有充分根据可依的。一是唐朝苏颂著《本草图经》就明确记载“木芙蓉出自鼎州,九月采叶,治疮肿,盖即此物也”;二是明朝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时,沿《本草图经》之说,来常德实地考察,确认鼎州出产之木芙蓉为正宗“地道药材”,记入《本草纲目·木芙蓉》篇,说其皮可为索,花叶可入药,治痈肿之功,殊有神效。 

常德人在培植芙蓉花的同时,也孕育了自己如芙蓉花那样既“拒霜” 又“宜霜”的高雅品格,创造出许多历史辉煌。应当共同动手,耕耘培植,让常德这朵芙蓉花开得更加繁茂鲜艳!

 

26、从潘美任朗州团练使说起

潘美,字仲询,河北省大名人。初事周世宗,因支持赵匡胤“陈桥兵变”而极受赵之信任,成为他南征北战的一员大将,因战功被封为韩国公、检校太保、太师等爵职。

然而,由于历史演义小说和戏剧等文艺作品的渲染,潘美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好,名字也被改成了“潘洪”和“潘仁美”,并被描写成私通辽邦陷害杨业的奸臣,在舞台上《潘杨讼》的官司直到今天还在打。其实,历史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这还得从潘美任朗州团练使说起(见《清嘉庆常德府志》)。

北宋初期,江南广大地区仍为南汉和南唐割据。宋太祖赵匡胤制订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开宝三年(公元970年)派潘美出任“行营诸军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对江南进行统一战争。潘美驻泊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募练兵马,充实粮秣,壮大军旅。尔后,率朗州健儿克定岭南,灭掉南汉,与曹彬合军攻破金陵,灭亡南唐,统一江南,定鼎北宋半壁江山;嗣后,又移师北征太原,捍镇边陲。从北宋统一大业看,潘美是有贡献的,这是某些对潘持异见者也不得不承认的,如王夫之说潘虽是“幸人之弱”,但却“成其平国之功”;而朗州健儿随其南征北战,为国家统一血战沙场,马革裹尸,也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在北征中潘美对杨业之死犯有重大过错。史籍记载是: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赵光义试图一举征服辽邦,出动30万大军分东、中、西三路进攻辽国,其中潘美、杨业率军出雁门北攻。三军初战接连小胜。后来,辽国萧太后空国反击,宋军败退。潘、杨军亦败退代州。杨业建议,辽兵正盛,不应与之力战,宜暂避其锋,以偏师出击,掩护云、朔之民安然撤退。但是监军王侁反对杨业的正确主张,并指责杨业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杨业愤然率所部出击,并要潘美在陈家谷设伏接应,潘表示同意。杨业孤军深入,掩护边民,且战且退,当战至陈家谷时,被辽国大军包围。潘美在杨业出击后,本已列阵陈家谷口(今山西省朔县南又称狼牙村),可是,许久不得杨业战报。王侁以为已杀退辽兵,即领兵离谷口西行,潘美不能制,当闻知杨业战败,潘却不予接应,也“麾兵却走”,致使杨业陷于绝境,身受创伤数十处,马重伤不能进,不幸被俘,子延玉、副将王贵战死,士卒奋战殆尽。杨业被俘后,忠贞不屈,绝食三天而死。战后,朝廷为息众怒,给潘美降官三级,监军王侁除名永不录用的处分,追赠杨业太尉、节度使衔。

杨业之死,潘美作为主帅是有无可推脱的责任的,但无证据表明他私通辽邦有意陷害,《宋史》、《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等典籍均不见记;《宋史·寇准传》中也无审理“潘杨讼”的记载;《宋史·杨业传》记载杨业及长子延玉捐驱后,其他六子即延朗(又叫杨延昭)、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延彬均健在,皆在朝为官。杨延昭的儿子也不叫杨宗保,而叫杨文广;佘太君《宋史》无传,有清人笔记为“折太君”,在戏剧中推演为“佘太君”;穆桂英的名字也不见记史册,是由民间传说杨文广娶“慕容”氏演绎为“穆桂英”而来。至于《大破天门阵》、《战洪州》、《杨门女将》、《李陵碑》等故事,主要源于明万历年间叶崑 池著的演义小说《新刊玉茗堂批点按鉴参补北宋杨家将传》,宜当戏看罢了。

 

27、甘泉寺楹联的启示

北宋年间,武陵县北六十里处有一甘泉寺,建在官驿之侧 (即今鼎城区双桥坪境内 )。行人到此,莫不驻足一游。其间有一东楹乃北宋名相寇准流放雷州路过此寺时所题:“平仲酌泉经此,回望北阙,黯然而去。”无独有偶,两年后,诬害寇准的丁谓也被 朝廷贬往崖州,途经此寺时写下西楹:“谓之酌泉礼佛而去。”这副楹联,虽说对仗不甚工 ,却是表达了二人的不同心境。前者“回望北阙”仍不泯公忠谋国之心;后者“礼佛而去”如同一个输光了的赌徒在佛前无奈忏悔。故游人观东楹肃然起敬,观西楹则嗤之以鼻。宋仁宗时刑部郎中崔绎过此观楹咏诗曰:“二相南行至道初,记名留咏在精庐。甘泉不洗天涯恨 ,留与行人鉴覆车。”(见《嘉庆常德府志·古迹》)如今,“精庐”虽不复存在,但“留咏”的启示却是宝贵的。

寇准,字平仲,陕西渭南人。北宋真宗时名相,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善断大事,为北宋王朝的巩固殚精竭虑,功劳卓著。然而,寇准虽有谋国之忠,济世之能,却无知人善任之明。 他在拔用丁谓问题上重其“才”,轻其德,把他推向位极人臣之高位后,不仅祸国,而且自己也栽倒在他手上,被其诬害而流放雷州(今广东海康县),客死南疆,使北宋痛失栋梁。

丁谓,字谓之,江苏吴县人,进士出身。他通晓诗画、博奕、音律,机敏有智,但奸狡过人 ,善揣人意,趋炎附势,野心勃勃,被视为当时官场“五鬼”之一。初以谦恭伪装于寇公之 前,深为寇所看重。故屡向真宗力荐,以求重用。但遭到不少廷臣的反对,尤以另一宰相李 沆反对最力,说:“纵观丁谓的为人,难道可以使其位于他人之上?”寇准反驳说:“像丁 谓这样的才气,难道可使其久居他人之下?”李沆说:“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寇准不以为然,仍固执地向真宗推荐。真宗听寇准之荐,任命丁“参知政事”,当了寇的副手。继 而又升任枢密使,执掌军机,并被封为晋国公。而此时的丁谓已视寇准为其售奸之大碍,必 欲除之而后快。他先是抓住寇准酒后失言之误,罗织罪名,激怒真宗,罢其相位,取而代之 。后又乘周怀政谋立太子事发之机,进一步诬陷寇准,终于将其逐出朝堂,贬往相州 (今河南安阳市) 当知州。丁觉得寇近在咫尺如卧其榻下,使其寝食难安,故矫 旨将他贬往湖南道州任司马。但丁仍不放过,又设谋将寇准远放雷州,直至他死去,终于使他尝到了荐人失察的苦果。

随着寇准等大批忠直良臣的被贬被杀,史称当时是“朝中正人为之一空”,使原本根基脆弱 的北宋王朝更是江河日下,国势益衰。宋仁宗继位后,丁谓继续为所欲为,终于公元1022 被罢去相位,贬往崖州 (今海南岛琼山东南)。当丁谓路过雷州时,寇准派人送蒸羊一只,但不允见不允留,丁只得仓皇上路,奔赴徙所。

丁谓现象,虽发生在古代官场,固是其封建制度痼疾使然,但于后世也不失为一面历史之镜 。为国家长治久安计,在用人上不应忘记寇准荐人失察的教训,而要知人善任,重在德才兼备 ,以防止“丁谓”之辈窃权误国

 

28、话范仲淹遭贬

《宋史·范仲淹传》只记其出生为江苏吴县,今有常德学者考究范仲淹曾随母亲和继父流寓安乡,在此读书成长,尔后考取进士,成为北宋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尤其是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做人为官品德,至今仍深为常德人所敬仰。因此,新编《常德市志》把他作为一代著名历史人物记入志书。

范仲淹入仕后,前期仕途较为顺利,治国政绩和文学成就都很出名,故在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升迁为“参知政事”,也就是说范仲淹在55岁那年从一位地方官当上了皇帝近臣副宰相的职务。此时,宋仁宗赵祯已做了二十多年皇帝,国势渐衰,社会矛盾突出。一批忧国忧民的官员力主除弊革新的呼声很高,领军人物为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仁宗便召见范仲淹、富弼,亲赐笔札(又称手诏),要他们条奏当世急务。

范仲淹便写了份《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主张从十个方面进行革新。据《范文正公集》记载: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范仲淹条陈的这十事,概括可分三方面:一、二、三、四、五、七、八条主张是,任官惟贤惟廉惟能,精兵简政,合并州县建置,裁减冗官、冗兵、冗费;六、八条主张厚农轻徭;九、十条主张法令政策统一,令行禁止,严禁各行其是。在范仲淹上书的同时,欧阳修、富弼、韩琦等也相继提出了一些大同小异的改革建议。

宋仁宗初为这些主张所动,并颁诏推行,这就是所谓“庆历新政”。

可是,“新政”的实行自开始之日起,就遭到了一些既得利益的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不仅行动上阻挠“新政”的实施,在舆论上大肆进行诋毁诬蔑,进而罗织罪名,诬陷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结为“朋党”,“谋而僭上。”加上当时又遇蝗旱之灾和一些地方农民起义,赵祯由疑惑、动摇、发展到反感“新政”,彻底站在反对派一边,不到一年,就决定废除“新政”,并对改革派采取逐出中枢,贬往地方为官的措施。庆历四年六月,命范仲淹先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庆历五年五月范再被贬知颁州(今陕西彬县),后又贬往青州,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五月,范仲淹从青州任上最后被徙颖州当知府,病逝赴任途中,享年64岁。在范仲淹遭贬的同时,欧阳修、富弼等也一再遭贬。其间,欧阳修自己遭贬还为范仲淹上书辩诬鸣不平,结果被贬徙安徽滁县当了个七品县令。可见,在那年代搞改革,没有好下场,若非赵匡胤生前有个所谓“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范公等下场可能不亚于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等人。相形之下,范仲淹等人还算幸运的。

范老夫子“以天下为己任”,力图革新的精神是可贵的。殊不知他那条陈的“十事”,无一不刺在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集团的痛处。以宋仁宗时期看,其沉疴已深,“三冗”积重难返。一是冗官,吃皇粮不干事的散官比宋初增加了四倍多,故时人曰:“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二是冗兵,多达125.9万人,而且多无战斗力。以宋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全国2229万人口计算,每17.6人要养一个吃皇粮的兵,其中仅皇宫的高级侍卫官比宋初就增加了三四十倍;三是冗费。因为前两冗,财政收入便日不敷出,赤字累累,各种苛捐杂税如饿狼捕食一样扑向人民,民苦不堪重负,政治危机日益加剧。可以说,宋仁宗时期是北宋走向衰危的转折点。

在如此态势下,范仲淹的革新十事,“三冗”者能卖帐吗?不被整倒才怪。故在赞佩范公“以天下为己任”品德的同时,又为之一叹:范公,生不逢时也!

 

29、宋代榷茶制与常德茶农的反抗

 榷茶制,是古人取“榷”字独木桥之意,指对茶叶实行的一种专卖制度。始于唐,盛于宋。

 宋朝是我国比较重商的朝代,商品经济较为发达,除茶、盐由官府专卖外,其它商品都是放开的,由商贾自由经营。因而,市场比较繁荣,当时的盛况,不仅史书有记,就是从《清明上河图》中也可窥见斑斑。

然而,在茶、盐经营上却是封闭的,由国家垄断,官府经营。并为茶叶的专卖制订了一系列严厉的政策。

首先是设立专营机构。将全国划片分区设立13处榷场,对茶叶的生产和经营实行统一管理。从管生产环节着手,对生产茶叶的农民(又叫园户)先输给“本钱”,尔后,生产的茶叶必须交给榷场,茶农在被扣除“本钱”和茶税后,获利甚微,如遇灾年,不仅亏赔,甚至破产受到刑罚。榷场收取茶叶后,再由茶商申请,交纳引钱,由榷场发给经营茶叶的凭证,又叫“茶引”,随货同行,方为合法。

其次是制订相应的处罚刑律。在生产环节,对园户辄毁茶树者,计算其所应产之茶数量以法论罚;对旧茶园荒薄,采造不充其数者,蠲之(免除);当以茶代税而无茶者,准输它物抵之。在流通环节,无“茶引”经营,即为走私,重则处绞刑,轻则发配充军,范仲淹在奏请废除榷茶制奏折中说: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罹此刑祸”;对官吏私以官茶贸易,额达一贯五百钱者处以死刑。

朝廷这样做,原本意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可是,结果却是两头吃亏,中间得利,即国家并未多得,茶农并未多收,而是茶商居间牟得厚利。尤其是本钱充足的巨贾,可多买“茶引”,视市场行情变化,茶叶价贱时不向榷场提货,宛如国家代贮,费用及蚀损由国家承担;茶叶价涨时,凭“茶引”向榷场提货出售,往往获得厚利。正如范仲淹所言:这样做不仅“使得官吏被运输贮藏茶叶所困扰”,而且与“准许商人自由贩卖所征取的税收相比,朝廷所能增加的财力并不多”。因此,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些忧国忧民之士纷纷上书朝廷,要求废除榷茶制,改官府专营为商人自由经营,国家只征收茶税。可是,遭到了一些官商勾结的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其间虽有某些折中改变,但未从根本上动摇这一弊制。到了南宋,还进一步强化了榷茶制,使受害最大的茶农忍无可忍,民变纷起。

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鼎、澧、归、峡”地区茶农强烈反抗,“持杖劫掠”茶叶,“贩入北境,利数倍”。故常德知府刘邦翰紧急上奏,朝廷则从鄂州都统司调兵前来镇压,“率至交兵”。

不久,李焘出任常德知府,他以“官捕茶贼,岂禁茶商”为由,采取不动刀兵“听其自如”的态度,取得了平息事端“讫无警累”的效果,暂时缓解了矛盾。

(作者注:本文据引自《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范文正公集》、《清嘉庆常德府志》。)

 

30、杨幺败在内叛

北宋末年,我国北方女真族崛起,建立金国,逐鹿中原,于公元1126年攻陷汴京,次年掳徽、钦二帝北去,赵宋王朝残余退踞江南。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建立南宋,帝号宋高宗,由商邱移都杭州。为求苟安,不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献媚金邦。同时,又穷奢极欲,糜费无度,时人有诗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政治腐 败,民苦不堪,官逼民反。鼎州人钟相就是在此态势下于公元11302月聚众洞庭湖起义的。他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口号,响应者达数十万众,洞庭湖周边19县为钟相占有,自称楚王。

钟相牺牲后,杨幺(又名杨太) 自号“大圣天王”,拥立钟相少子子仪,继续反抗南宋朝廷,拥众达二十余万。宋高宗多次派兵镇压,均以失败告终。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 ,宋高宗再派张浚、岳飞前往征剿,初仍不能克 。鉴于这一系列兵败的教训,他们改变策略,以《孙子兵法·用间》之谋,采取收买叛徒的办法,以图“堡垒从内部攻破”。据《宋史》、《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等书记载

一是发布招降令。张浚命令荆州、潭州、鼎州、澧州、岳州官府宣布招抚政策:凡首领来降者,授予官职;士卒来降者发给闲田,贷给种子,“务令安业”。对杨幺的军心产生了极大影响,离散情绪滋蔓,这是导致杨幺失败的最基本因素。

二是以杨幺之谍而为“反间”。张浚至醴陵,亲自审问被捕的杨军间谍,为其松绑,发给他们文书,让他们回去后策反招降,文书写道:“今既不得保田亩,秋冬必乏食,且馁死 (饿死)矣。不若早降,即赦尔死。”将数百人尽行释放,“皆欢呼而去,相率来降。”

三是收买杨幺的高级将领。岳飞率部至鼎州城安营扎寨后,即派潭州兵马钤辖杨华去以高官相诱收买杨幺部将黄佐,黄佐动心,说:“岳使节号令如山,若与之战,万无生理。”于是 ,黄佐投降。岳飞亲往黄营,抚黄佐之背说:“你是知道逆顺利害之人,果能立功,封侯岂足道!欲遣你去湖中,视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黄佐感泣,表态“誓以死报”。因而 ,他被授予武义大夫。黄佐便去说降了杨钦,岳飞喜曰:“杨钦骁悍,既降,敌腹心溃矣。 ”杨钦又说动全琮、刘诜来降,尔后,又说降了杨幺另一干将黄诚。杨钦因此也被授予武略 大夫,其他叛降者均分别授予不同官职。

这些叛变者,有的公开率部投降,有的虽仍在杨幺左右,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如同埋在杨幺身边的一些定时炸弹。杨幺虽有豪勇之气,但少政治谋略之才,对叛变者不仅疏于防范,更未采取有效反制措施。因而,走向失败不可避免。

张浚、岳飞在做好上述策反工作后,于绍兴五年六月,向杨幺发起总攻击,黄佐等叛变者参 与其中,在洞庭湖与杨幺展开决战。

初战,杨幺仍乘孤勇,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轮类似后来农民的水车轮轱),船行如飞,傍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官军仍不能取胜。后来,岳飞伐君山树木为巨筏,堵塞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派士卒辱骂挑战杨幺,杨幺怒不可遏,率舟船出 击,舟轮为乱草所阻,舟船为巨筏所挡,并被官军巨木撞毁,败局已成,但杨幺仍拒降而泅 水突围,不幸为牛皋擒获而杀害。这场自公元11302月~11356月由钟相、杨幺领导的农民起义,最终被岳飞镇压平定了。

 

31、岳飞死因新探

兼论岳家军中的常德健儿

岳飞之死,史学界多有评论,比较传统的说法是,岳飞抗金要迎回徽钦二帝,严重威胁南宋高宗赵构的皇位,引起赵构的猜忌,故授意奸佞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害了岳飞。故毛泽东在《读书笔记》中指出,杀害岳飞的幕后主谋是宋高宗。宋高宗本人也承认杀岳飞是“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因此,赵构主和偏安,防止岳飞打败金邦迎回二帝是致其死的主要原因。笔者是赞成这一评说的。

但是,以“岳家军”的构成主要是造过宋高宗反的农民而论,也不能不是致死岳飞的另一原因。兹据有关史料略述一二。

南宋绍兴初年,岳飞奉命平定了江西和岭南等地之乱,纳降卒创“岳家军”,先后屯驻九江和连州。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又率军平定了洞庭湖杨幺起义,招降了义军骨干黄佐、杨钦、全琮、刘诜、黄诚等,收为麾下。杨幺骤众最多时达二十余万人。失败后,除死伤散去者外,“杨幺之众皆降而充伍”,其中特具战斗力之“丁壮五六万人”。这些出生于湖湘的常德子弟,不仅“耐寒暑,撄锋镝(指接触兵刃箭簇),习之而不惊(指对前句习以为常而不惊怕)”,而且“甲仗具,部队分,仍之而无待(指军仪威壮,训练有素)”,故王夫之在《宋论》中评说这对岳飞“足用也。”岳飞有了这些兵将,岳家军进一步壮大,成为当时南宋拥兵最多,战力最强的一支部队。这对赵构而言,莫不想起其乃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后而“杯酒释兵权”,防止武将拥兵坐大的祖训。因而视岳家军为卧榻大患。但迫于金兵进逼的威胁,又不得不利用岳飞及其岳家军为他当挡水墙。因此,在岳飞平定杨幺起义后的次年,不得已仍加封他为点校太保,授封荆湖南北路及襄阳路招讨使,率领以常德子弟兵为主的岳家军进驻襄阳,打败金邦扶植的伪齐政权,收复洛阳西南部分州县。其间,秦桧之流虽给岳飞以种种掣肘和干扰,但他仍厉兵秣马,矢志收复河山,于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率岳家军大举北伐,收复河南大片失地,取得郾城大捷,并进军朱仙镇,金兵闻风丧胆,不禁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在这些战役中,来自湖湘的常德健儿,不惜冒“锋镝”,血战沙场,与金兵进行了殊死战斗,不少人为维护国家统一献出了生命。王夫之评曰:“岳侯所收群盗(指杨幺降众,虽用语贬意,但难掩实事),力战中原,将士乐为之死”。杨幺的叛将在岳家军中表现如何,虽史书不记,但民间传说亦多有佳话,如戏剧《王佐断臂》,说降陆文龙反金,就是以“黄佐”为原型创作的,若真有此事,也是堪值赞赏的。

王夫之对岳家军整体功绩和影响的评价,还有这样一段话:“屡挫女真之功日奏,三军之归响已深,万姓之凭依已审,士大夫之歌咏已喧,河北之企望已至。”就在这种直捣黄龙指日可待的大好形势下,赵构对岳飞的猜忌再也按捺不住,故对其收复的失地,认为“不可添兵,尾大不掉,古人所戒也”,不仅不派兵吏镇抚,反而连下十二道金牌追令退兵,岳飞无奈,被迫班师,只得悲愤而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次年夏,宋高宗召岳飞赴临安(今杭州市),解除兵权,旋即下狱杀害,年仅39岁,时在公元114112月。

岳飞遇害,岳家军亦随之解体,不少幸免战死的常德子弟便愤然返回家乡,以致报国壮志难酬。这些名不见经卷的农民壮士及其义举,也应在地方青史上重书一笔,以慰前者,激励后者。

 

32、陈友谅的“常德元帅府”考辨

《清嘉庆常德府志》记载:“元顺帝十六年(1356年),伪汉陈友谅据常 德置元帅府。”此说 是据《元史类编》而移记的,很值得探讨。

笔者查对有关典籍后认为:元末在常德“置元帅府”者为徐寿辉而非陈友谅。

据《明史》记称:徐寿辉,湖北罗田县人,以贩布为业。元末,与袁州彭莹玉、麻城邹普胜 等率众起义,以红巾为标志,号称红巾军,他因相貌奇伟,被推为主。元至正十一年 1351年) 以蕲水为都,即皇帝位,国号天完,建元治平。遣将四出,占领饶州 、信州以及湖广、江 西等郡县,又攻占杭州、太平等地,军势大振。

元顺帝十六年(1356年) ,徐寿辉派部将倪文俊于三月攻占常德,五月攻 取澧州。因而,徐寿 辉在常德“置元帅府”统辖一方是完全可能的。而此时的陈友谅只不 过是倪文俊部的一位簿掾,虽野心勃勃,但尚未得势,形成气候。

 公元1357年,陈友谅杀倪文俊,统领其兵,自称平章政事 (相当或大于宰相 的官) ,派兵四出,攻掠州县,成为江南群雄之首。公元1359年,陈友谅自称汉王 ,次年杀徐寿辉称帝,国号大汉。

陈友谅夺权称帝后,常澧地区皆属其辖,如果说常德“元帅府”旧制犹存,也是其和盘接过 ,而非其始“置元帅府。”《续资治通鉴》、戴逸主编之《中国二十六史大辞典》以及冯君 实主编《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皆可印证。因此,笔者以为,《府志》应改书为“元顺帝十六 年(1356年) ,伪天完帝徐寿辉遣倪文俊据常德置元帅府”为宜,或者加注说明其前 后变化。陈友谅据有长江中游广大地区后,与长江下游崛起之朱元璋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公元1363年,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决战,陈友谅战败中流矢而死。京剧《九江口》做了很形象的 描绘,尤其是京剧大师袁世海的精湛表演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陈友谅战殁后,其子陈理在 张定边的簇拥下,归武昌继皇帝位。次年,朱元璋率师亲征武昌。先擒汉将张必先,进而围 困武昌,后派陈友谅旧将罗复仁入城劝降。陈理与张定边等出城投降,短暂的陈汉割据王朝 至此落下帷幕。从此湖北、湖南尽为朱元璋占有,这就是《府志》记述的“洪武初(甲辰) ,灭伪汉陈友谅,取常德路”,其时在公元1364年。朱元璋灭元统一天下后,便将陈理徙 往高丽国去了。

 

33、明代田赋制与常德知府应履平的改革

历史上交纳“皇粮”和丝绢是农民承担的两项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元末天下大乱,豪强乘机掠夺农民田土,瞒田漏税,致使国库拮据,加速了元朝的崩溃。

朱元璋灭元建立大明王朝,天下大定,治理国家的政策相继出台,农业赋税政策便是其重中之重。

首先是颁诏天下,对田亩进行大规模丈量。自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始,在州县,实行“随粮定区”,每区设有粮长四人,具体负责丈量工作。所量田土必须“编写黄册”“次以字号”,并一律写明田主姓名及其田土面积。其丈量之册,状如鱼鳞,故曰“鱼鳞册”。当时,常德府所辖的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四县的可耕田土68万多亩,尽入册中。虽丈量工程浩繁,但总算基本厘清元末纷乱造成的田亩无定数的乱麻状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豪强瞒亩漏税,减轻弱势农民负担,均赋核定税额打下了基础,也为后世统治者管理国家制订政策提供了可依之据。

其次是以田亩定税额。据《清嘉庆常德府志·田赋》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按丈量田亩面积核定常德府应交的“皇粮”为71156石(每石计150市斤),其中夏粮交麦2178石,秋粮交米68978石;交丝16950两,折绢844匹。以人均算,略轻于元末苛捐杂税。这对明初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定起了较好作用。

其三是改革“皇粮”交纳方式。常德地处洞庭湖滨,以生产稻米为主,而且多是一季稻,秋后收获,农民以米交纳“皇粮”,自然不多费所劳。然而,夏粮要交麦,却难坏了农民,因为当时多不种麦,故无麦可交。但这又是“皇制”不可违,地方官不敢越雷地,只得依“郡旧例,每岁输麦,征敛甚艰”;农民也无可奈何,只得远去产麦地区以米换麦回来交“皇粮”,不仅苦累不堪,而且耗费甚重,民谚云:真是萝卜盘成肉价。

永乐年间,浙江奉化籍进士应履平出任常德知府,他“存心爱民,事有不便,辄除之。”发现这种劳苦农民的交粮方式,决心革除此弊。便以常德“地不宜麦”的实情上奏朝廷,获得朝廷嘉许,准以米代麦,并着不宜种麦的地区仿行,不仅解了常德农民困苦,也使其它同类地区农民受益。他亦因“政绩超著,升云南布政使。”因此,人们将应履平爱民之举记入地方志书,留清名于后世。

在应履平以前,常德有过四任知府,明知夏粮交麦苦民,却只惟上而不纾民困,循“旧例征敛”,虽乌纱得保,民何有福?应履平之所以能够革除旧弊,解民之苦,造福一方,缘在其“存心爱民”之故。前几位知府缺少的恰恰是这一点。

应履平的故事虽已远去六百有年,但其“存心爱民”,造福一方的官德至今仍不乏启迪意义。效其贤风,全心全意执政为民不正是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希望么?人们相信,以先进思想和理念为武装的众多现代执政者,定会比古人做得更好。而今国家全部免除农业税,使广大农民普遍受惠,就是最最明显的标志。应知府何曾料及耶!

(作者注:本文参阅了《元史·食货志》、《明史·食货志》、《清嘉庆常德府志》)

 

34、杨教谕的忧民诗

   常德地区位处沅澧二水下游,平川沃野,盛产稻米,素有湖南粮仓之称。可是,水患频繁。历朝历代虽也搞些水利建设,但因规模小,不配套,质量差,往往难以抵挡洪水为患。每当水灾发生,民苦不堪。即便太平年间,朝廷赈灾或蠲除田赋,亦无济于事,何况,官员贪蚀无度,灾民能得几何?其困苦更是雪上加霜。如乾隆年间常德大水,湖南巡抚李因培扣发赈灾粮先被降职为四川布政使,后又因涉虚报邀功案发,二罪并罚,被处“秋决”。但也有为民请命,欲济苍生之官,如明初龙阳县典史青文胜为减轻人民灾后困苦,亲赴南京击“登闻鼓”,自缢宫门,以死谏奏,震惊朝廷,才免除龙阳县三分之二的赋税。这一壮举,至今还为汉寿人民所怀念。

明朝正德年间,汉寿又遭水灾,该县有一教谕杨文升,虽有心济世,却无力回天,只得以《七律·大汎洲堤》一首,发出忧民悲叹:

夜闻新涨没湖田,民事关心恼不眠。

万灶绝烟舟跨屋,百廛涵潦陆成川。

贾生长叹孝文日,范子先忧仁庙年。

惆怅登高空一望,腐儒无力可回天。

这首诗,几乎把常德古代水灾之惨状浓缩于56字之中,其忧民之意义,毫不逊色历史上访游过常德的诗文大家闲情逸致之作,用现代话讲,就是贴近民意,表达民声。这大概也是《明嘉靖常德府志·艺文志》特予录入之故。

杨文升虽然官小力薄,但有一颗忧民之心,实也不乏为官之德。这不但对后世为官者有启迪意义,就是作诗文者也堪值仿效,绝对比词不达意,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某些诗词要好。

后来,杨文升升任常德府同知,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故清《龙阳县志》予以载录。

如今,杨文升“无力回天”的悲叹,已变成了常德人民兴修水利,战胜洪水的“回天”现实。尤其是自公元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在沅澧二水上中游实行梯级开发,筑起大坝,既发电又调节水流量,减轻了洪水对下游地区的冲击压力;同时,在常德澧大地上,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巨资,动员群众,以工代赈,对堤垸岁修不断,筑起了防大洪的保安堤垸网络,特别是围绕常德城区筑起的数十公里高大的混凝土护坡防洪圈,更是固若金汤,其工程之雄伟壮阔,不亚于是天工之作,人民的安全有了可靠的保证。杨教谕泉下有知,也当“惆怅”消除,赞佩后生了。

注①指很多房地。

35、关于陈洪谟被“罢归”的探讨

陈洪谟是常德著名的历史人物,他生于明朝成化10 (公元1474) ,卒于 嘉靖34 (公元1555) ,享年82岁。

 陈洪谟22岁中进士,曾当过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兵部左侍郎等官职。嘉靖 9年“为首相张璁所中,罢归”故里 (见《治世余闻·点校说明》) 。回到常 德后,著书课子,居家20余年。著有《治世余闻》、《继世纪闻》、《静芳亭》诗集、《嘉 靖常德府志》等著作,为明史研究和地方志的续成留下了可贵的资料。

他何以被“罢归”?虽《明史》未为其立传而无明确记载,但从《明史》嘉靖初年“大礼仪”事件有关记载中可以窥见,陈洪谟是由于遭到首相张璁“宿恨”而被“罢归”的 ( 见蒋信著《陈洪谟行状》)

所谓“大礼仪”之争,发生在嘉靖即位初年。正德皇帝朱厚照无子,死后由堂弟朱厚璁继承皇位,帝号嘉靖。以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为首,力主按照“礼法”由朱厚璁以子承嗣,称正德  (武宗) 皇帝为皇父,称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方能配享太庙。对如此“礼仪”,嘉靖皇帝极为反感,屡开廷议,欲以生父生母为皇考妣。然而,由于杨廷和等反对势力太大,而久议不决。此时,被贬到南京的张璁感到是一难得的政治机遇,于是联合南京吏 部主事桂萼上书,要求嘉靖皇帝“速下诏旨,循各考实,称兴献帝 (嘉靖生父) 为皇考。”嘉靖帝大喜,于是,决意称生父为皇考,并准杨廷和去职归里。同时,召张璁、桂萼入京重用。可是,仍遭到了反对者的强烈抵制。公元15247月,竟发生了有六部九卿官员237人集体在左顺门下跪哭的反对之举。嘉靖帝大怒,派锦衣卫廷杖数十人(其中16人因杖伤毙命),抓捕待杖者134人,以镇压手段平息了“礼仪”之争,嘉靖帝称生父为皇考亦如愿以偿。

张璁也因此受到重用,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主内阁,执掌大权。在朱厚璁的支持下,以“大礼议”中的态度划线,对反对派官员进行打击报复,或下大狱,或罢职免官。陈洪谟在此事件中,虽不见记其行止,但从他的著作中也可窥见是同情反对派的。故张璁以其“宿恨”将他划入“反对派”,与桂萼联手,借兵部一偶然事故将其“罢归”,以排除异已,是完全做得出的。若此,这对陈洪谟亦是不幸中之有幸,故能高龄善终,实也难得。

 

36、陈洪谟与滕王阁

陈洪谟为官不仅常修为政之德,清正廉洁,不畏权贵,纾解民苦,而且“喜亲书史”,在文化上也多有建树,一是他修撰了一部《明嘉靖常德府志》,成为常德首部较为完整的地方志书,为清代续修《嘉庆常德府志》奠定了基础;二是他撰写的《治世余闻》和《继世纪闻》笔记,以其耳闻目睹记录了明弘治、正德两朝鲜为人知的事实,成为清代张廷玉等修撰《明史》的重要参考之一;三是他重修天下名楼之一的滕王阁,历为江西人民所称道,并成为南昌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建滕王阁的模型之一。

滕王阁,源于唐永徵四年(公元653年),唐太宗之弟“滕王”李元婴任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都督时所创建,因初唐诗人王勃所作《滕王阁序》而名传千古,文学家韩愈曾赞美“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故滕王阁素享“江西第一楼”之美誉。

可是,物换星移,人世沧桑,历代滕王阁迭废迭兴,重建重修达28次之多。陈洪谟重建滕王阁是第12次,时在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陈洪谟之所以重建滕王阁,是起于这样一段渊源:

陈洪谟在云南按察使任上“过劳疾作,乃计讫休”,居故里“高吾山舍”称病辞官,但吏部不允,只同意“虚缺以俟”。可是,就在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发生了世袭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举兵叛乱,企图攻占南京。朝廷派王阳明剿平了宁王之乱,但叛乱给江西造成的却是“人民艰窘,府库空虚”,滕王阁经此兵燹之祸虽得保存,但“阁以益敝”,摇摇欲坠。

朝廷为收拾乱局,只得颁旨启用称病讫休的陈洪谟为江西布政使,接着又升任他为都御史(正二品,相当省部级)全权巡抚江西政务(明代此时巡抚不是定制不等同,清代的巡抚为一省之长)。他到任后,修废政,汰冗官,饬军旅,察奸贪,兴文教,抚黎民,使社会渐趋稳定,民享所安。在政局大定之后,他亲测破敝的滕王阁,多方筹措,集名匠于洪城,“拆其旧而重新之”,也就是说拆除旧阁,在原址上重新修建,是明代8次重建中最为壮观者。当时,有罗钦顺作《重建滕王阁记》云:“阁间,高四十有二尺,视旧有加。堂凡五间,大门前峙,皆与阁称。阁之后为堂三间,以祠文文山、谢叠山二名曰‘二忠祠’,盖以义起者也。自大门以达于祠下,各有庑廊,以次相承为间,通计三十有二。祠有垣,四十四丈者奇。”今南昌市滕王阁博物馆陈列的唐、宋、元、明、清五代模型,明代则取陈洪谟重建的阁楼模型为表供人观瞻,人们不禁赞叹陈洪谟之匠心独运。1988年第29次重新建成的滕王阁,远胜历代所建,从中仍可见明代某些建筑风采。

 

37、也谈异地为官回避制

近读常德地方古志书,发现地方官很少是本地人,觉得这个现象很有趣,故又翻开史书求证一番,信笔写下。

我国古代官员的任用经历了不避亲嫌到回避亲嫌的转变,而后形成异地为官回避制。据相关典籍记载,在夏商周(包括春秋时期)奴隶制社会中,任用官员的主要依据,是看被用者与君主的血缘关系亲疏程度,一经任命,不论在朝或外放地方为官,只要对君主忠心,便可世袭罔替,子孙相传。地方大员委任下属官员亦以血缘亲疏而定。至于奴隶纵然贤德有才,也少有能当上官的。在进入封建制社会的战国乃至秦代,“任人唯贤”的任官虽渐露苗头,但并未撼动“任人唯亲”的任官根基。西汉(又称前汉)时期还有所强化,地方要员非“刘氏宗亲”莫能任用。这些宗亲贵戚如同一张吏治腐败的蛛网,屡酿祸端,人民深受苦难,王朝大厦倾覆,西汉末年发生的王莽贵戚集团篡汉的动乱事件便是一大例证。东汉(又称后汉)中后期,统治者鉴于前代的教训,开始以“任人唯贤”取代“任人唯亲”的任官做法,订了个“三互法”,先在幽州冀州实行“凡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后来推而广之,规定外放官员“凡有亲属关系者不能同官一省,以小避大,官小的调往他处任职。”这就是异地为官回避制的雏型,虽不完整,仍有任用亲贵的成分,但相对于此前却是一大进步。隋代兴科举制,开科取士,唯才是举,为后来的“任人唯贤”,推行异地为官回避制开启了先河。直至明代才日臻完善,始成定制。在“南人官北,北人官南”的总原则下,官员任用实行宗室回避、亲属回避、籍贯回避、职务回避等等。诸如三代以内的宗亲、姻亲,不能在同一衙门任职,凡职责相连或监临检查的官职(指负责实地监察的上官)。亲族内均需实行职务回避。清代的亲属回避,甚至扩大到师生故朋。一言以蔽之,就是本地人不许做本地官,尽管是驿丞之类的  芝麻官,也得离故乡远远的。 

明代由于实行“南人官北,北人官南”,故为官者一般距故乡都  在千里之外,清代虽有所松动,但也必须在500里之外做官,且本省人绝对不允许在本省为官。此种地域回避,明清两代是看得很重的。以《清嘉庆常德府志·知府》一节的记载, 也证实了这一点。 

明代常德有过33任知府,除常德人马汝舟因元末起兵率众归明当上首任知府外,其他32人皆为外省人,大部分来自千里之外的北方,一般具有进士头衔。地域回避,加上一任几年便要调动,虽不能根本杜绝官员贪腐,但给他们结党营私,编织人情网,大捞银子,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一定困难。当时,又无银行存兑,更无洗钱之处,就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者,要把银子千里迢迢捞回家亦非易事。清中后期由于票号兴起,贪资可换成银票,可是一旦东窗事发,便成了贪腐的铁证,因此,被“秋决”者也不少。乾隆年间,武陵知县亏空库银案,就有知县、知府、巡抚三人被“秋决”而身首分离和缢死的。

古代异地为官回避制的法儿并非不好,但成效却不彰,明清两代(尤其中后期)仍是吏治腐败,苛政如虎,民怨不已,以致有过辉煌的王朝最终还是败在吏治腐败上。其缘在封建************制度不可逆转的腐朽之故,即使回避制是出污泥的荷花,最后也不可避免地烂在污泥里。

 

38、“烧儿湾”的悲剧与殉葬制

朱佑枢是明宪宗的第十三子。弘治年间封为荣庄王,在常德城建有王府,当了41年藩王,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死去,葬在大龙站的兴国寺附近(见《嘉庆常德府志·封建表》)。

据当地老人讲:荣庄王生前就命人在这里修建陵墓,工程浩大,耗资甚巨。为防死后有人掘墓,在竣工时竟将筑墓人全部烧死,制造了常德历史上一桩绝无仅有的悲剧。人们为怀念这些屈死者,故将地名称为“烧儿湾”(即今大龙站镇龙山村),一直流传至今。虽不见书卷,但以明朝初期的殉葬制看,烧死筑墓人并非没有可能。

据《明史》记称:“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历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多者至数 十人,景泰帝(朱祁钰)以王薨 ,犹用旧制”直至明英宗殉葬制才得中止,这就是《明史》记载的“英宗崩,遗诏罢宫妃殉葬。”

虽有罢殉遗诏,并不表明无人效尤,况荣庄王远离京师,“居国骄纵”,不亚于一方土皇帝 ,烧死筑墓人,谁能奈他其何!可以说是殉葬制剥夺了这些无辜者的生存权力。

明王朝有过的殉葬制,亦非其独创,不过是中国帝制制度下殉葬制的延续传承而已。

以活人为统治者殉葬或杀活人为祭品,是中国帝制制度的构件之一,历史悠久,始于殷商王 朝。《墨子·节葬》记曰:当时“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 十,寡者数人。”(见岳麓书社《百子全书·墨子》)。现代考古学者在 河南省安阳小屯侯家庄发掘的一些亚字型殷代陵墓,发现殉葬的奴隶遗骸多达400具左右。

与殉葬制并行的,还有一种社祭制。商代奴隶主祭祀祖先、祭祀神灵(又叫社祭)乃至兴建宫室豪宅之奠基,均以杀奴隶做祭品,举行祭祀仪式。有学者考计,从武丁至商末,已知的这种祭祀约有22次。在国内已存的甲骨中,刻有杀活人祭祀的卜辞有1992条,被杀人数达13502人之多,可见奴隶主杀人之多 ,手段残忍至极。此种劣制虽至东周渐衰 ,但殉葬制仍在延续。秦二世在始皇死后下令:后宫非生子者,皆从死,尽闭工匠于陵墓之中,无一复出(见《史记·秦本纪·始皇本纪》)。此后历朝历代仍不时有其祸,只是规模不如前者,如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多尔衮的母亲纳喇氏及二庶妃就被迫殉了葬(见《清史稿》卷2 14)。

殉葬制,是帝制年代统治者镇压人民,排除内部异已,维护其统治不可或缺的暴力手段,非某个皇帝下道诏书就可禁止,唯有此种暴力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彻底垮台,殉葬制方能消逝,类似烧儿湾的悲剧才可避免。如今,人殉在世界绝迹,乃是人类的进步,令人庆幸。

 

39、荣庄王后裔终结之路

荣庄王朱佑枢,是明宪宗的第十三子(公元1485-1539年),弘治十一年明孝宗封他为荣王(死后谥号庄,故称荣庄王),开府常德,传了五世七代。但其后裔何所终?一直是个谜。《清嘉庆常德府志》说荣庄王第七代孙朱慈炤在张献忠入湖南时,“奉母妃姚氏走辰溪,不知所终”。近读清初平定南明永历帝反清事件的奏书,发现有荣庄王后裔这宗人的蛛丝马迹。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湖广四川总督罗绣锦向朝廷的奏折(又叫揭帖)中写道:“故明荣王朱学洪纠众称兵,要复常德。”今参阅其它相关文献,略述其由:

清兵入关,定鼎中原,建立大清王朝。初期,残明势力仍负偶顽抗,先有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朝廷,被消灭后,又有南明遗臣宿将拥立开府衡阳的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继皇帝位,帝号“永历”。清派廷重兵追剿,打得永历帝在粤、桂、湘之间四处流窜,成了一位“流浪皇帝”。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永历帝迁来湖南武冈,继续反抗清朝。此时,蛰居辰州一带的荣庄王子嗣中有朱学洪者打出反清旗号,纠集遗居常澧及湘西一带的残明旧臣宿将和李自成的败散部众,合为一股,呼应永历帝(如果隐在夹山寺的“奉天玉” 能复出,可能局面就不一样了——笔者按)。在朱学洪旗下较有名气者,有当过明朝巡抚的堵胤锡及李自成的部属李锦、袁宗第、杨国栋,马进忠、王进才等。他们以辰州为根据地,兵锋直指常澧荆鄂,其势恰如罗绣锦奏折中所言:“堵、杨、袁、马诸逆,陈兵四野,抗拒王师。”朱学洪分兵两路,一路起自辰州出官庄、攻桃源;另一路进永定、九溪、慈利、石门,觊觎常澧。当时,常德的危情是“常德重地,城垣倾圮,切近九、永苗峒,堵、袁、王、马诸逆纵横屡报,危迫不啻救焚。”顺治五年初,马进忠部与清兵战于陬市后兵临常德城下;王进才则率众自南掩袭,战桃源,侧应马进忠而攻占常德。马、王二人虽因此受到南明的加官进爵,但生灵却惨遭涂炭,“辰州以下至龙阳数百里人烟俱绝。”朱学洪虽实现了“要复常德”的愿望,但他是否亲临故地,未有资料可证。

常德的失陷,使清廷大震,摄政王多尔衮决定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率满州八旗精锐南下进兵常澧大地;同时,命湖广四川总督罗绣锦自贵东、川东南之铜仁、酉阳一线加强对武冈永历帝及辰州朱学洪的攻势;又命定南大将军孔有德率劲旅攻两广,进逼湖南,对残明两股势力形成合围态势。并且实行剿抚并举的策略。因而形势逆转,两股反清势力面临灭顶。

顺治五年春,孔有德攻克辰州,俘获“明宗室荣王子嗣朱松等四十余人,及所置总兵以下诸将吏甚众”(见《清史稿·孔有德传》)并押往北京,走完了终结之路。这次战争对常德城损毁很大,是史上多次毁城严重者之一。

 

40、袁中郎的常德情结

袁中郎,即袁宏道,湖北公安人,明万历年间名士。他才华横溢,诗文主妙语。年十六即成为公安城南结社之长。万历20(公元1592)考取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宏道与其兄宗道、弟中道,被时人并称为荆楚文坛“三袁”。是“公安学派”的代表人物,对明中叶文学上反复古产生过很大影响。曾与时任少卿的澧州名士鲁勋等人“结为葡萄诗社”,常“唱酬燕邸 (见《直隶澧州志》) ;又与常德名士龙膺兄弟“有宿好”,交谊甚厚, 称龙氏二人为“奇士”。

袁宏道淡泊仕途,钟情文学游事,盛誉远播,然却英年早逝,享年仅43岁。留世之著有《觞 政录》、《瓶花斋杂录》、《袁中郎集》等,成为后人飨读之物。他一生写有游记数十篇,堪为古游记之佳作,其中描写常德者有《游德山记》、《由渌罗山至桃源县记》、《由水溪 至水心崖记》等篇。袁先生游记中的所见所闻,无异是给常德人民留下了一份厚礼,而成 为研究常德历史变迁和开发旅游资源的可贵历史资料。大作字里行间,无不浇铸着作者对常德的深厚情结。在袁先生游常德400周年之际,重读其大作,令人怀念不已。

明万历32 (公元1604) 8月,中郎先生与名僧结伴,自公安至孟溪乘舟泛游常德。当舟行至月马湖时,便为湖光秀色所吸引,他在游记中赞曰:“湖与洞庭接,水光千里,生平看月,此为雄快。”在抵达德山后,受到龙膺兄弟置酒相迎。在龙氏兄弟陪同下 ,遍游德山诸奇,对秀丽之山色,雄伟之古刹,赞不绝口,写下佳誉:“入门多古杉柏,殿堂高广,像设亦奇大,譬如阿房旧址,见者知其非汉以后帝王居也。”并且认为,若由此“ 使德山法道再兴,当不能舍此为僧邮也”,表达了作者如僧人在此出家当和尚那样对德山的留恋。他在登上孤峰,拜谒善卷古坛后,挥笔写下“瞰坛上光景,意勃勃。从烈日下望,望复避,避复往,山翠水光,匝而绘之,使有佳士撤其冗室,间为亭榭轩楯 ,固德山一绝 景也”的感慨。可见,当年德山之景色是何等诱人,无怪乎成为历代文人雅客酣游之处。

当渌罗山映入作者眼帘时,他写道:“山皆飞舞生动,映江而出,水缥绿见底。”观白马江时,对其“山益夹,水益束,云奔石怒,一江皆飞沫”之气势,以及玄武宫、桃花观等壮丽景观,深情的写道“余爱恋山色,苦不欲记之。”并借用瞿童所记“偶造佳地,见云气草木 ,屋宇饮食,使人淡然忘情,不乐故处”,以抒发流连忘返之情。

对水溪的水光山色,袁先生赞美说:“类新安江,而淡冶相得,略如西子湖”。观赏水心崖时,竟为其奇景所系,“不忍别,乃绕崖三匝而去。”在结束游览时,他以别号石公之名概 括桃源美景曰:“游仙源者,当以渌萝为门户,以花源为轩庭,以穿石为堂奥,以沙萝及新 湘诸山水为亭榭,而水心崖乃其后户云。大抵诸山之秀雅,非穿石、水心之奇峭,亦无以发 其丽,如文中之有波澜,诗中之有警策也。”实为难得之历史见证。由此,他对陪游的龙襄 说:“他日买山,当以此中为第一义也。”充分表达了中郎先生对常德山山水水的厚爱。

中郎先生之游记,不仅拓人心胸,豁人眼目,更使人仿佛遨游在400年前的盛景之中,足见其文词绝妙之魅力。因而,使人倍感常德这片热土之可爱。把它建设得更加美好,使其成为湘楚大地之璀璨明珠,亦不负中郎先生当年之盛意,理当奋力为之。 

 

41、话说水星

水星楼历史悠久,原址在天居巷内的南城墙上(原址在今步步高停车进口略前处),曾是常德古城标志性建筑之一。清以前,在原武陵府衙门头有座谯楼,其作用是“以此承流宣化之地,用以达声教,其寓意甚深远矣”。后来,郡人说府衙门头风水不好,于是“阴谋撤卸”,移到了南城上建了水星楼 。后遭兵燹之祸,楼毁无存,楼内“钟鼓更器同随散亡”。  康熙年间(1668年~1672年)胡向华任武陵知府后,认为常德“乃首善之地”,没有谯楼是“常郡之缺陷”。他便发起“因地就便,竭尽绵力”,在旧基上复建水星楼。不料想,却遭到当时一些“谗儒嚚棍”的物议反对,并暗中“设谋扰之”。但胡向华“持志已坚,未尝因其言而中辍”。他“采铁购炭 ,鸠工募匠”组织建楼,并铸造了一口古钟,置于楼内,故使水星楼“厥成”。胡向华亲自为此楼撰写了《水星楼钟记》,被收入《武陵县志·艺文志》中。

水星楼以古制曰谯楼,可瞭望城内外,主要用于报时,亦用于报警(包括水、火、匪、兵犯等)或祭祀水星高神,以敲钟为号。是古代“听钟声以辨天地之盈虚,审音察政”的象征,至抗战前犹存。

1943年冬,日寇围攻常德,水星楼是其攻击重点,一度被日军占领,守将余程万即刻组织反击,在街巷、河滩歼五百倭寇,夺回水星楼。敌寇怒极炮轰,二十位壮士在此报国牺牲,名楼遂毁于战火。正如田翠竹先生在《洞庭碧血》中记述的:“常德城畔有楼名‘水星’,当日寇环攻时,守兵二十人高据其上,予敌重创。敌怒极,乃以炮轰,中弹累累,而守兵岿然不动……层楼摇摇欲坠矣。远闻国歌声响遏白云,三军尽哭,歌止,楼下坠,地上满砌血肉与砖瓦,模糊不清,一古钟亦粉碎无余,呜乎烈矣!”(引自《常德会战诗选》92页)。战后,当局沿残破的城墙内侧填土加宽加固。水星楼原址本宽于城墙走廊,呈“凸”字形,填土加固后,比原来更宽阔了许多 。不久,便在此基础上复建了一座简而小的木结构水星楼,虽不如战前那样壮观,但却是血与火洗礼的产物,后因城市扩建而废。水星楼自复建于康熙直至毁于日寇战火,历尽沧桑,越二百七十有年。今逢盛世,得以异地复建 ,虽层高壮观,但不如我等少儿时代所见原楼古典风韵。不过,建了比不建要好,既可告慰先贤先烈,又可策励后人,也是一件功德无量之善举。

 

42、 发生在乾隆年间的武陵知县亏空案

在封建王朝年代,臣子弄虚作假,虚报政绩,属“欺君罔上”,一旦事发,处分很重。发生在乾隆年间的武陵知县亏空案,导致巡抚、知府、知县三人被处死,就是当时轰动朝野的一大案例。

乾隆三十年 (公元1765) ,冯其柘任武陵知县。冯在任职期间亏空国库白银2万两。湖南巡抚李因培一方面向朝廷虚报邀功,说湖南无一县亏空;另一钱粮的官) 赫升额,要桂阳知府张宏燧 (曾任过武陵知府) 代武陵知县冯其柘弥补亏空。赫、张二人将亏空的2万两白银改减为8000两谷价亏损,以此抹平,欺瞒朝廷。

然而,张宏燧因颠倒侯七郎弑兄案而遭弹劾,身陷囹圄,按大清律,自知必死,故想以揭发问题,立功赎罪,供述了如何承受、迎合前任巡抚李因培、布政使赫升额的旨意,代武陵知县冯其柘弥补亏空的全部情况。于是,东窗事发,朝廷震怒。

而此时的李因培,已因延发常德受水灾的灾民口粮而被朝廷降职调任四川布政使。

乾隆皇帝对于李因培弄虚作假,故意欺罔,并指使布政使和知府合谋做假一事特别气愤,发上谕说:“朕御极三十余年,有犯必惩,乃近年营私枉法,屡有发觉岂因稽查疏忽,故态复作,自愧诚不能感人,若再不能执法,则朕亦甚懦弱之主也。”虽查明李因培并未受贿贪脏,但“欺君罔上”乃属弥天大罪,故于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下令将李因培处以斩监侯,秋后处决。当年十月,乾隆派御前侍卫宣读谕令,赐令李因培自尽。张宏燧、冯其柘则被斩决。    据《清史稿》记载,李因培,云南人,进士及第,官至内阁学士,刑部侍郎,顺天府尹,福建、湖北、湖南巡抚。乾隆对他本很器重,派往湖南当巡抚时,曾谕令湖广总督抑其“恃才好为人上的毛病”,助其在从政中改进,后图重用。

可是,李因培把名利看得过重,不惜弄虚作假,沽名钓誉,自惹杀身之祸。武陵知县亏空,李本可如实上报,并承担自己失察的责任,自请处分,朝廷自可予以宽宥,也不至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而那位武陵知县冯其柘,则首开常徳历史上县级官员因弄虚作假而被梟首的纪录。

注:《嘉庆常德府志》称武陵知县为“冯其祐”, 而《清史稿》称“冯其柘”,岳麓书社20005月出版《清通鉴》第756页考证为“冯其柘” ,故本文用“冯其柘”。

 

43、陶澍与澧阳书院

陶澍,湖南安化县人。是清嘉道年间一位较有影响的政治家,孟森著《明清史讲义》称赞他 是当时“以学问为实行”的“政治家巨擘”。

陶澍与澧阳书院的渊源,是源于他在这里教过书的一段经历。

陶澍家学渊源,至其父陶必铨(又号萸江)已家道衰落,只得以教书养育家口,生活清苦。陶澍自少“樵牧渔猎,且耕且读”,在其 父的熏淘教点之下,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功底,先后考中秀才和举人。嘉庆六年(1801年),他以举人功底赴京应试,但初试不第,名落孙山,只得滞留京师,白天卖字,夜晚读书,以备来年再考。一个偶然的机遇,被访友路过的大学士纪晓岚发现,见其字 体不凡,谈吐不俗,仪表出众,非等闲之才,遂邀进纪府,供给食宿,指点文章,致其学识 精进。次年一举考中进士,初列为一甲,定为榜眼,但答卷送呈总主考官纪晓岚审定,发现遗漏一字,以致词句不顺。纪爱才不护短,遂改定为二甲第十五名,但仍向嘉庆皇帝推荐,选为庶吉士,这在当时被传为师生纯情之佳话(引自陈首涛著《陶澍传奇》)。陶澍在翰林院当了三年编修,才华绽显,正当朝廷欲拔用之时,嘉庆十年(1805年)六月,其父病逝。按清制,官员父母亡故,必须停职回籍“丁忧”(即所谓守孝)三年。陶澍因此回到安化,在料理父丧后,应邀来到了澧阳书院任主讲,至嘉庆十三年五月离去,前后约三年。

澧阳书院,是澧州一座著名书院,北宋范仲淹曾在此就读,废于明末,乾隆五十四年州牧方维祺集全州绅士捐资重建。当时,此种书院以研究学问,交流学术为主,讲学形式灵活,既有课教学子,又有学者论道。陶澍师承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朱舜水等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故在澧阳书院以主讲“经世致用”学术思想为要旨,对常澧地区晚清时期的学风产生过积极影响。他治学严谨,诲教殷切,这从他为书院讲堂所题楹联,便可见其拳拳之心:

台接囊萤,似车武子方称学者;

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

陶澍在澧阳书院教书之余,还赏游常澧名胜,留下不朽精词华章。诸如《德山怀古》、《嘉山怀古》、《范文正公洗墨池》、《舟过安乡》……等。这些诗文皆收入《直隶澧州志》及 《陶澍集·诗文》卷中,流传于世。方家评说其诗文是“局阵开拓,气象恢弘,格调高昂, 英辞可镌金石,高义直薄云天,具有一种积极乐观奋发有为的精神。”可谓是“大贤杰出在  匡时,余事风骚亦我师,……要凭柱石擎天手,扫除凡艳铸雄词” (引自夏国权著 《陶澍诗选笺释》)。

陶澍离澧阳书院返回京师后,朝廷拔用升迁,官至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他以魏源、林则徐 、贺长龄、包世臣等为智囊,将商品经济的运行,引入到漕粮海运和盐务改革之中,力除弊政,历十年之经营,使江南经济有了长足发展。 

注:①车武子指车胤;②范希文指范仲淹。

 

44、 陶澍《德山怀古》

陶澍,湖南安化人。是清道光年间一位学富五车,政绩裴然,颇具影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

陶澍于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考取进士,后官至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在 两职任上长达十年。他为官清廉,力除弊政,革新漕务,使江南社会经济有长足发展。故道 光皇帝称他是“干国良臣”,林则徐赞他是“坐镇江南半壁雄”,平民百姓颂扬他是“清官学者”,《清史稿》评说他在江南的作为是“垂百年之利”。

在学术思想上,他师承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是晚清湖南“经世 致用”学的领军人物,人称他是“以学问为实行”的“政治家巨擘”,影响很大。文学著作 硕果累累,一生仅作诗词即达1400多首,方家评说其诗文是“局阵开拓,气象恢弘,格调高昂,英辞可镌金石,高义直薄云天,具有一种积极乐观奋发有为的精神……足以雄视百代,盛传千古。”《德山怀古》就是这方面的佳作之一,深为其朋僚赞赏,广为传诵,“德山山有德”闻名于世,陶公大作功不可没。

这篇作品是源于这样一段经历:陶澍在京当了三年京官,才华绽显,正当朝廷欲拔用之时,不料,其父于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六月病逝。按清制,官员父母亡故 ,必须停职回籍“丁忧”(即守孝)三年。陶澍因此回到安化,在料理父丧后,应邀前往澧阳书院任主讲。他离开安化老家,途经羊角塘岳父家,至常德苍山、黄土 店,沿枉水而下,饱赏常德风光。驻足德山后,更为此山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称奇,便挥洒翰 墨,写下不朽之作《德山怀古》,其诗云:

许由淬唐风,务光砺商节。黄屋轻敝屣,先后如一辙。

想当艰难时,宏济需俊杰。量力既不能,藉此藏其拙。

或云庄列徒,言辞多诳谲。子虚亡是公,姓字皆假设。

我读夏殷书,圣贤灿行列。岂有陟后才,不比夔与契。

何来枉渚滨,善德名犹窃。松杉郁云坛,塔影悬石绝。

云昔善卷子,弃世等羁绁。高让谢重华,来此荒山岜。

钓游讵有常,旧迹人犹说。谅同箕山上,古墓悬遗穴。

辽辽千载前,疑似谁能别。要当略真伪,存此标往烈。

高蹈非庸行,亦足警饕餮。

这篇大作,是陶澍先生留给常德人民一份弥足珍贵的厚礼,于人们加深对德山及善德文化的认识大有裨益。

首先是此诗升华了德文化的意境。正如专门考研陶澍诗文的学者夏国权先生所言:“此诗不同一般吊古伤今之作,意谓对许由、务光、善卷这类古人之有无真伪不须考证分辨,而是要 藉他们高蹈远引、不争名利的高尚品节,以警戒那些贪残凶狠勾心斗角的坏人。”此论准确的阐释了陶公大作之高义,令人折服,这正是“德山山有德”之要义所在,应当使其弘扬光 大。

其次是全诗34句,少有不涉历史名人和典故典籍,宛如是诗人为德山镶嵌上一颗颗璀璨明珠 ,将其装点得更加娇娆,光彩夺目,令人神往。以此种大手笔“扫除凡艳铸雄词”描写德山 ,是前无古人的。若非学识渊博,笔功高妙,焉得有此佳作。同时,也表明德文化融百家之长,兼收并蓄的巨大包容性,也可谓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而承先贤之褒望,把德山建设得更加美好,乃常德人之职责,理当奋力拼搏!

 

 

45、茶花树前吊先贤

前不久,与好友曹明训、蔡昌惠先生同游太阳山,在梁王庙(原本叫阳山庙)遗址旁见到一株残存的古茶花树,仍枝繁叶茂,傲立杂树之间。当地人介绍说:这株茶花树,是太阳山下兴隆桥人、曾在清道光年间任过云贵总督的赵慎畛自云南引进而栽植的,至今已180多年。每年花季,姹紫嫣红,独艳山林,仿佛在诉说毁古庙致她寡居独守的苦衷。从古庙兴衰的见证意义上讲,堪可谓弥足珍贵了。自然要感谢常德历史上这位名贤“赵大人”,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不免在茶花树前凭吊一番,以缅怀先贤。

赵慎畛,武陵县兴隆桥(今鼎城区石板滩镇)人。生于乾隆26年( 公元1761年),卒于道光5年(公元1825年),享年64岁。他自幼聪慧,博学多才,服膺儒先,是当时学子中的出类拔萃者,被时任学政的钱沣誉为“英人”。嘉庆元年(公元1796)一举考中进士。官至广西巡抚、闽浙总督和云贵总督。常德历史上除乾隆年间武陵人杨超曾当过两江总督外,再无其二任过两届封疆大吏的,而且其品德堪为人表。

为官清廉,躬俭一生。他在担任京官时,湖南学政(相当教育厅长)徐松 “矜愎失士心”,为掩劣迹,试图攀附于赵,将赵氏子弟列为学子中之优等,赵慎畛不仅深 恶其劣,而且“列款纠劾”,奏请罢了其官。他在担任广东布政使(相当财政厅长 )期间,发现广东官场“粤俗奢靡”,致使“州县多积亏”。他一面倡导发展生产 ,开辟财源,使“库储顿增”;一面带头躬行节俭,力革奢靡,刊发乾隆时干臣陈宏谋《行政训俗遗规》,示劝官员一体遵循,大兴节俭之风,以致官场奢靡渐衰。他在广西巡抚任内 ,殚精竭虑,勤政恤民,使广西民安库盈。按惯例巡抚可动用府库盈余(即私分公款)。赵慎畛力除陋例,说:“吾家衣食粗足,身为大臣,取盈将安用?当为国家 布仁泽耳”。悉数将盈余之资用于建仓储、设书院、缮城池、浚河流以及广置棲流所等。严已惠民,为桂人所称颂。近访其故地兴隆桥,人皆言“赵大人官大而廉,无甚家产,子孙住的是赵氏祠堂公屋,留给后人的皆是书籍,解放后其嫡孙赵物滋献给了常德师专图书馆,当时拖走了几大车。文革中,有人想发财,掘开其墓以为有财宝可捞,结果无所收获,他们一怒之下 ,以破“四旧”为名,将纪念他的古建筑尽行捣毁,今仅存皇封“云贵总督”赵慎畛的残碑一块。由此既可见赵慎畛生前之廉洁高风,又可见毁古迹者之贪婪可憎!

赵慎畛的另一历史奉献是,开发振兴台湾。自康熙收复台湾后,局势并不稳固,“自来多乱, 动烦大兵”。赵慎畛于道光二年任闽渐总督后,首先定靖了福建沿海治安,为开发台湾扫清了障碍,尔后选派贤能前往治理台湾。初有杨良斌煽众之乱,他命台湾巡道孔昭虔、知府孔传穟剿治并举,以抚为上,“不烦一兵渡海”,未及一月而定。接着又整顿驻军,保境安民,为台湾的发展创造了安定环境。又充分利用台湾盛产大米和木材等资源优势,与大陆漳 、泉等州县及江、浙、天津等地开展贸易,互通有无,繁荣了两岸经济。同时,又大兴文化教育,“旌表义烈,以振风俗。”赵慎畛这些举措,不仅造福台湾人民,也深为当时朝廷嘉 许,《清史稿》评说他这是“纾朝廷南顾之忧”。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台湾与祖国大陆同胞血脉相通,手足情深,是任何力量也阻不断隔不开的。常德人深为这位先贤振兴台湾之举而鼓舞.当效先贤之志,为台湾的回归,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竭尽所能。

 

46、简谈中国古代冷兵器

常德历为兵家必争之地,旧志“兵纪”所记争战几乎没断过,因而,古代作战兵器常有发掘面世。大致可分三种类型:

一是刺杀型:戈、矛()

戈的资历最老,是我国青铜时代的主要兵器,汉寿县株木山楚墓出土的青铜戈便是。当年此戈是由两部分组成,上部分为铜质戈刃,下部分为长杆,用以横击钩杀。此种兵器盛行于殷周乃至战国末期,秦以后逐渐消逝,代之而继的是矛。上端初以铜质后用铁质为矛刃,呈尖状长三角型,下端镶长杆,长短无定数。在春秋时齐鲁大地称之为枪,后来通称矛。枪与矛的区别,只不过是领兵上阵的武将使用的更精致罢了。也有由此变化为异型的,如《三国演义》里张飞使用的“丈八蛇矛”,吕布使用的“方天画戟”等。但士兵们使用的多是简单的长矛。矛比戈使用便捷,刺刹力更强,被长期广泛使用,“红旗卷起农奴戟”时代还在用。

二是砍杀型:刀、剑、斧、钺

刀比戈矛的资历更老。青铜器时代由于铜量的不足,以此做武器尚仅限于统治者及其近卫者使用。冶铁发展后,铁刀便被广泛用作了兵器,与矛并列为我国主要的冷兵器。

剑是刀的变型,由单刃变双刃。剑的铸造要求很高,多以合金铸造,故锋利无比,且防锈蚀 。越王勾践剑的完好存世,便是得益此种高超的铸造工艺。剑作为武器多是统治阶层使用,以防身为主。虽在民间也有“剑客”之类的人物佩剑,但佩得起剑者亦非升斗小民。因而,剑用于战争,没有多大实际作用。     

斧,作为砍杀兵器,使用并不广泛,仅仅少数武将使用而已。《隋唐演义》里的程咬金、《 水浒传》中的李逵使用的便是此斧,只不过有些夸张罢了。

钺,状如大斧,虽属砍杀兵器,但少有用于战场,更多的是用于宫廷摆设,以示某种威慑,《牧誓》言周武王得天下后“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便是。

 三是射杀型:主要是弓和弩

弓,在西周即以存在。以坚韧的木为干,内附以角,外附以筋,以丝为弦,尔后张弓搭箭射之。箭,有竹质和木质两种,前者谓之箭,后者谓之矢。前端皆安上金属箭镞,用于作战有步射和骑射两种。相传春秋时楚国有一善射者名叫养由基,被人奉为“神箭手”。常德人亦善射,据《嘉庆常德府志》记载,北宋熙宁年间,鼎澧二州蓄养的弓弩手即有一万三千多名,无事耕作,有警调发。

弩,是在弓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是一种较原始的机械发射器,力强可以及远。有用脚踏者,有用腰开者,有数矢并发者,《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之为“连弩”,说他善于制造弩,并在实战中取得胜利。

弓弩的发明和发展,拉开了短兵搏杀的距离,对古代战争的胜负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现代远距离热兵器的发明和发展开启了人们的心扉。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古代的弓弩亦具先导意义了。

上述冷兵器,在常德发掘的古墓中多有出土,成为文博馆的展品之一。

 

47、清代常德的驿站

驿站,原本是驿与站分设的。文政系统称驿,军事系统称站,到了清代除边疆外,大部分合二而一,民间俗称驿站,史书和志书上则曰“驿传”或“驿递”。

驿传历史悠久,先秦即已存在,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先秦是驿传系统雏型期;汉唐为渐具规模期;宋元明为趋向完备期;清代则为驿传网络成型期。

清代驿站的主要功能是:文报传递、官员接待、物资运输,而重点是文报传递。所谓“六百里加急”的朝廷谕令或地方官员紧急军政奏报,皆通过驿站逐站飞马传递。因而,驿传是古代官方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和重要渠道,尤其是在统一的朝代,更视为保持国家血脉通畅的关键所在。此种驿传严禁私人递入,民间通信只得由私人转递,不得涉入官方驿传。

在明代,驿站经费来源是“佥派民间”,也就是说国家以强制法令划定一些田土给农民耕种,然后由这些“佥派户”供给驿站畜置马匹以及驿丞夫役人等费用开支。又谓“民当”之供。可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及驿丞官员的盘剥贪蚀,加之“佥派”又无底限,被佥派户就一直要供役供费,直到赔累殆尽,倾家荡产。其结果是,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驿传亦难以维继,以致驿站人懒马瘦,驿传不畅,屡误军机,这也是导致明王朝信息不灵,军政失调,走向灭亡的原因之一。

清朝立国后,针对明朝驿传的积弊,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发布谕旨进行改革,改“民当”为“官当”,即废止“佥派民间”的验田供役制,改为“官府募雇”。对驿站的经费来源,由官府纳入赋税统一征收,然后由官府从赋税正项中划拨(据记载,在正常情况下,每年全国定额开支在300万两)。同时,裁撤驿丞,由州县募员(谓之驿书)管理。按驿站任务繁简,以马定费,雇请相应夫役,并合理调整了驿站的设置,因而增强了驿传的功能。

经过康、雍、乾三代不懈改进完善,终于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延伸至全国的五大驿传网络。常德属北京延伸至中南方向的网络干线之西线。此线自北京南下,经保定、正定、邢台、大名、磁州、安阳、新郑。在新郑分东西两线继续南来,东线经信阳入湖北至长沙以远;西线则由新郑经新野、襄阳、荆门、公安进入湖南澧州顺林驿——兰江泽(60华里)——清化驿(70华里)——大龙驿(60华里)——武陵府的府河驿(60华里)。尔后,由府河驿分道:西路至桃源驿(80华里)——郑家驿(60华里)——新店驿(60华里)进入沅陵县——芷江——晃州入贵州玉屏县驿,穿越贵州直达云南;东南路则由府河驿至龙阳驿(80华里)——益阳——宁乡——长沙以远。

常德境内州府所在地的驿站人马配备要丰于乡驿,如澧州的兰江驿、武陵府的府河驿备马各为六十匹,配有兽医和较多差役;而乡驿多者备马三、四十匹,少者数匹。由于常德素为通衢要隘,因而,在清代的驿传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传三藩叛乱时,各地方官飞马奏急,其中来至云贵的奏报就有通过常德驿传至北京的;太平天国事起,攻长沙不克旋攻武昌,驿传阻隔,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师爷左宗棠代他拟奏折向朝廷奏报军情,传说也是通过常德驿站飞书北京清廷的。可见,清代常德驿传之地位和作用。

然而,在清末驿传又蹈明代覆辙,积弊已深,终被现代邮政所取代。如今,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已将常德建设成为湖南重要的通讯和交通枢纽之一,北去南来西进不乏古驿道之痕迹,但其功能却是古驿传所不能企及的,怎不令常德人自豪哩!

 

48、陈启迈修《武陵县志》

陈启迈,武陵县月亮山人。道光二十一年考中进士,曾参与《大清一统志》的修篡。官至江西抚巡。秉性率直,官风清正。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因与入赣打太平军的曾国藩政见不合,曾便藉一件小事,给他扣上虚报战功袒庇下属留难军饷凌虐缙绅的罪名,向咸丰皇帝告了他一状。此时,曾手握兵权,咸丰皇帝仰仗于他,只得将陈启迈革职,虽不再加罪,但也不再用他。陈启迈倒也坦然,便回到了故里,在朗江书院任主讲,教书育人。
   
陈启迈由于参与了《大清一统志》的修纂,对事涉武陵的资料便留心搜集,抄成6帙,寄回故里,以便他日致仕回乡后修纂地方志。不料太平军打常德时,6帙可贵资料被付之一炬。然而,这并未动摇陈启迈修志的决心。他在朗江书院任主讲6年中,仍潜心搜集资料,联络地方名士数十人,自己出资,决意修一部《武陵县志》,以了其三十年来之蓄愿,并得到了常德知府、武陵知县的支持。经过几年的艰辛修纂,一部很有特色的《武陵县志》,终于在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成书,次年付梓,共52卷。为丰富常德地方史库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也为后世续修地方志作出了榜样,其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意义是永恒的。当今我市重视修撰地方史志的积极作为,正是这种优良传统的传承与延续。
 
《 武陵县志》虽说着笔于一个县的范围,但由于原常德府处武陵县域,况且自修《清嘉庆常德府志》后再未修过,清同治《武陵县志》在很大程度上补了府志数十年变化之遗缺。即以1535年陈洪谟修撰的《明嘉靖常德府志》对照,不仅在时间上延续了三百多年,而且内容上更加丰富,考证更为详实,资政作用更大,不亚于是一部准常德府志。陈启迈编撰的这部《武陵县志》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勘正了其本族先祖陈洪谟、陈楷礼在《明嘉靖常德府志》、《清嘉庆常德府志》中楚人张若筑土城拒秦的误记,依据考证,更正记曰:张若城在县东。秦昭王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其时筑此城。东汉梁松征蛮修张若城。自义陵(今沅陵县西——笔者按)移郡治于此。澄清了两部府志对张若城的误记和谬传,为新编《常德市志》确认常德古城始于秦蜀守张若所筑土城奠定了无可置疑的文献基础。陈启迈先生在这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武陵县志》绘制的一幅完整的常德府城图,给人们提供了了解常德古城发展变化的可贵形象资料,与明嘉靖府城图比较,前者不过一胚胎,经过三百多年的孕育,才诞生出一座名享一方的城池。如今,随着现代城市建设的蓬勃发展,古城已旧貌换新颜,更显得生机勃勃。若能将最新的现代常德城区图与上述二图并列展示,便可使人看到常德的沧桑变化是何等的巨大,真可谓是各领风骚,一代比一代进步,是该志书避免了历史断层,从文化延续意义上讲,志书及其编修者的贡献是巨大的。
   
《武陵县志》人文风俗的记载,更显常德地方特色。比如常德方言,陈启迈在县志中就收录了极具代表性的方音。诸如:你称灵、我称顽、去读刻、曲读去、巷读浪、告读高或豪、凸读包、凹读篑、活读何、盒读和、还读孩、骇读黑等等,为语言研究留下了难得的资料。故后世常德方言研究者指出:常德方言属北方方言的次方言——西南官话。自古以来一直受到北方话的浸润、冲刷,最后终于与之融为一体。明清以来虽有外地移民迁入,最终还是被常德方言所同化,足见其包容的魅力。其实,在历史上常德不少人在京或为官或创事业,将方言稍按平仄四声矫正,便适应了京音发声,学得好的,还难分南北。先民尚能如此,如今科技发达,常德人学普通话何有所难?关键在于用心二字。
   
《武陵县志》还注意发掘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物和事绩。比如乾隆年间有位周立斋,曾任台湾诸罗县(今嘉义市)知县,捐奉修县城,保一方平安,惠及台胞,记入志书。可以说是常德第一位在台为官者。笔者曾去其出生地港二口查考,不仅发现此公是周瑜的后裔,而且其族谱记载造福台湾诸罗人民的事绩,证明志书所记完全可信。
   
《武陵县志》还为前志补了遗缺。比如常德城内的著名古迹水星楼,不仅在府城图上标明了准确的位置,澄清了府志的不同说法,而且还将康熙年间知府胡向华复建水星楼成时所写的《水星楼钟记》记入县志艺文志中,既补了府志之遗缺,又使人们明白了水星楼变迁的始末,实在难得。

49、朱彭寿笔下的德山  

德山,自古就是常德一块风水宝地,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到此赏景咏诗,留下不少绝唱。然而,衔命考察开发德山,欲建商埠,并留下翰墨者则仅清末民初之朱彭寿一人也。

朱彭寿祖籍江西婺源,生于浙江海盐县。清光绪十四年 (公元1888) 中举 ,时年20岁,曾为内阁中书,光绪二十一年会试中进士,官至典礼院直阁学士、练兵处文案 委员、宣统时陆军部左丞。北洋政府时代,朱彭寿在1914年曾任湖南长沙海关监督。为开发 常德,曾来常考察,对德山赞誉不已。

据朱彭寿著《安乐康平室随笔》云:湘西常德,夙称八省通衢,光绪中期曾拟辟为商埠,可是,由于国势危艰而未能实现。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又有人旧事重提。于是,派朱彭寿偕中央政府部员前来常德履勘。经实地考察,认为在常德北岸开埠“其城面临沅江……绅民恒深”水患,故到“城南十里许”的德山考察,他在《随笔》中写道:善德山风景殊佳,时值花期,气清天朗,登山环视,归舟即景成句。其诗云:

     仙源何用问渔翁,到此风光便不同;

     江柳色经析雨绿,野桃花似晚霞红。

     云封古寺门深掩,水绕春畦路暗通;

     最爱茅亭临眺处,乱帆如叶度长空。

 从这首诗中便可看出清末民初德山风光之秀丽是何等的了得!故此诗大为其朋僚激赏,自此不称朱彭寿,而称“朱晚霞”。

朱彭寿不仅赞赏德山美景佳致,而且赞成在德山开埠,并对其“建筑商场”之利弊,据实详复北洋政府。然而,亦因时局危艰,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加上又将朱彭寿调往宜昌海关兼沙市开埠交涉员,开发一事便与德山擦肩而过,失去了一次开发德山的历史机遇。不过 ,这也说明德山早就是人所注视的一方黄金之地。

如今,改革开放潮涌善德宝山,德山人以其聪明睿智和谦诚厚德,抓住机遇,制订善策,筑巢引凤,大力开发,一个日新月异的德山正在崛起,“晚霞”先生若仙界有知,亦当含笑欢颜。

50、谋杀宋教仁的内幕

1913320日,宋教仁应袁世凯急电之邀自沪赴北京,当晚1040分左右,宋教仁被枪杀于上海火车站剪票处。322日凌晨经抢救无效,一代英杰不幸逝世,年仅31岁。案发后,全国震动,舆论大哗,纷纷要求彻查,惩办凶手。在黄兴、陈其美等******************人的督 促下,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很快就侦破了这桩政治谋杀案。查明元凶是袁世凯,主谋是赵秉钧,同谋是洪述祖、应桂馨,凶手是武士英。

据当时查获的案犯往来函电等罪证看,谋杀内幕概要是:

19132月,国会议员选举揭晓,宋教仁等人大胜,声言宋教仁将出任内阁总理,实行责任内 阁制,严重威胁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袁先是拉拢宋教仁,宋并不吃这一套。因此,袁世凯决 心置宋于死地。此前,袁的心腹时任内阁总理兼内务部总长的赵秉钧,早已秉承袁杀宋的旨 意,秘密策划谋杀事件了。他指使内务部机要秘书洪述祖物色杀手。于是,洪向赵推荐由他 保举当上江苏巡查长的应桂馨 (此人原系上海无恶不做的大流氓) ,赵表示认可,并送给密码一本,致函应说:“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后来,赵又将密码本交洪一份,洪告应说:“以后勿通电国务院”,由他上传下达,并许诺杀宋后酬金“不过30 万”大洋。应奉旨意,觅得凶手武士英,并将谋杀方案以“冬电”报洪述祖转呈袁、赵。洪述祖于24日回电说:“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色颇喜”。314日,应犯又以“寒电”请示即将实施的谋杀行动,洪于318日回电说:“寒电应即照办”,最后 下了密杀令。杀害宋教仁次日,应犯致电洪说:“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应桂馨、武士英被捕后,在上海公共租界法庭开庭审理,由于袁世凯及其爪牙的种种阻挠,二犯狡黠推脱,使法庭难以结案,只得将案犯移送华界法庭审理。旋即,武士英“暴死”狱 中。不久,应桂馨又“越狱”潜逃,致使这一惊天大案不了了之。

应犯逃到天津,受到时任直隶都督的赵秉钧的款待,并将他由火车送往北京领赏,不料,竟 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途中。赵还自作多情的打电话问总统府:“这样,今后谁还肯为总统出 ?”其实,等待赵的也是这个下场。自应被杀后,赵托病不事。于是,袁荐医视疾,赵依 方服药,“暴死”住所 (见《文史资料》第53辑唐在礼遗稿《辛亥以后的袁世凯》) 。洪述祖作案后逃匿于山东青岛,后潜往上海,被宋教仁之子抓获,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只得判其绞刑(见《民国轶闻》第三集)。

袁世凯杀害宋教仁,自以为得计。其实,不过是自套绞索,自敲丧钟而已。宋教仁的牺牲,以鲜血唤醒了民众,因而反袁烽烟遍起,使袁惶惶不可终日,袁世凯及其“洪 宪”帝制也就迅速飞灰烟灭了。

 

51、从冯玉祥在常德禁娼说起

冯玉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周恩来曾赞誉他说:“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 讨伐张勋,************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在在表 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见冯玉祥《我的生活·周恩来寿冯焕章六十大庆》)。 

冯玉祥先生的革命精神在常德人心目中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公元1918年,他率第十六混旅进驻常德,大力整肃社会风气,开展禁娼和禁毒,至今还为人们所怀念。尤其值得一道的是,他看到这里是“有名的多娼妓地区,头二三等都有,每月花捐为地方大宗收入”, 对许多女性被逼坠入火坑而深恶痛绝,遂与县知事商议禁娼。他命令军警棍打“龟头”(妓院男性老板,俗称王八),“限令他们三天内一律出境”。一时间,常德城 内的娼家妓院纷纷关闭,离境而去。开常德禁娼之先河,这在当时实为罕见。冯先生禁娼,不可谓不是创举。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仅以棍打和驱逐,焉能撼动这一绵延了数 千年的娼妓制?正可谓皮之犹存,毛岂不焉附。也就是说旧制度不垮,娼妓何能禁绝!因此 ,当冯部离开常德后,娼家妓院又死灰复燃,至新中国成立前,常德的娼妓又名冠一方了。

娼妓制,是人类社会中最丑恶的一种畸态,是旧制度的产物。娼妓制在我国经历了一个复杂 的演变发展过程。据史学家王书奴著《中国娼妓史》一书划分是:

殷代的成汤至纣亡国,为巫娼时代,即一种以宗教为掩饰的卖淫。公元前1783~前1123年, 历时约660年;

西周至东汉灭亡止,为奴隶娼妓及官娼发生时代。公元前1122~公元219年,历时约1330 

三国至隋亡止,为家妓及奴隶娼妓骈进时代。公元220617年,历时约400年;

唐宋元明四朝,为官妓鼎盛时代,表现形式为“教坊女乐”。公元6181643年,历时约10 25年;

清朝开国后顺治帝下旨“停止教坊女乐”(即停止官办),进入私人经营 娼妓时代;

民国以后,娼妓境况更胜前清,可以说风糜全国,无处不在。

在中国娼妓史上,官娼(即国家经营娼妓)的出现是一重大转折,且流恶不尽。而兴办官娼的始祖则是齐桓公的宰相管仲。他为了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便想出了个坑害妇女的损招,在齐都“置女闾七百(即开七百家妓院)。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见清·褚学稼《坚瓠集续集》)这就是后来冯玉祥在常德见到的所谓“花捐”。据史学家王书奴先生考称:管仲此举 “就是我国国家经营娼妓的开头。要比希腊雅典办官妓还早五十年,则管子兴‘女闾’制,且为全世界官娼之鼻祖。”官妓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俘获的女性奴隶或强夺的民人妻女(后来包括犯罪官吏的妻女充作官妓),将她们置于“闾中”而成为齐国富国强兵的“性商品”。正是这些不幸女性的斑斑血泪铺就了齐国的富国强兵之路,使齐桓公得以称霸诸侯。自此,娼妓作为一种被国家确认的制度便延续下来,只是到了清代才转变为由官办而为私办,政府则继续征收其“夜合之资”。其流恶亦变得更加惨酷,妓院就成了不幸女性万劫不复的火坑,宛若人间地狱。许多力图消除此种罪恶渊薮的志士仁人为此做了不懈努力,冯玉祥先生在常德的禁娼之举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未竟全功,但其先导意义亦毋庸低估,表达了人们禁娼的夙愿。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于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彻底摧毁了旧制度,娼妓制终于在神州大地消失,娼妓因此而绝迹,其功德可谓冠盖古今中外!冯玉祥先生泉下有知,亦当含笑长眠。然而,巩固禁娼成果,防止劣弊回潮,却非可高枕无忧。

 

52、“思爱亭”的故事

改革开放初期,暇时上太阳山探望挚友,与当地一些老人聚会一起谈古论今。他们指指点点的说:当年在太阳山有一座“思爱亭”,是冯玉祥部下为感念他而建。老人们很称赞冯玉祥的治军之道,说他不仅把军队训练得守纪律,爱护民众,为地方做了不少好事,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抗日名将宋哲元、鹿钟麟、冯治安、赵禹登等。今以冯玉祥生前所著《我的生活》一书看,老人们所言不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北洋军阀与南方护法军对峙,相互交兵,各有进退,倒霉的是老百姓,故南人称北兵为“北刮子”,北人称南兵为“南蛮子”,表达了对内战的愤怨。此时的湖南为皖系军阀张敬尧统治,他督湘两年无恶不作,湖南人民处水深火热之中。就在这期间,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进驻常德,常德人民才幸免张敬尧之祸。虽同属北洋军阀政府调派,但对待人民的态度却绝然不同,冯部不仅不挠民,而且是尽心尽力保护地方安宁,爱护民众。他指挥部队开展禁娼、禁毒、禁赌,修桥筑路,植树造林,抑制滥发纸币,保护商贾合法经营,改善居民饮水卫生,智斗日本恶人,为民伸张正义,为国显示尊严,深为时人交口称赞,至今仍传为美谈。

冯部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军阀部队,除了冯将军本人有一颗爱民报国赤忱之心外,就是注重部队的素质建设。在常德两年,用他自己的话说:除为地方办一些好事外,对部队的训练与整顿,也未尝一日懈怠。

首先是抓官兵体质训练。先从官佐做起,成立官佐体操团,除老弱病残者外,凡在军中者,一体参加,由参谋处规定课目,军法处随时抽查考绩。除坚持体操外,各级官佐,必须和士兵一样,参加跳栏跨阻等项目。自官兵以至伙夫,带上必需用品,重荷48斤,不停地连走七天,在常德—临澧—桃源之间强行军训练,由初日行80里,渐增至日行120里、140里,每月两次,风雨无阻,在城墙上列队操兵更是常事。他说这样做不但磨练了体力,也磨练了精神,“平时多一次训练,战时就多一分获胜的把握”。这种治军见识,是当时那些军阀“丘八将军”所不曾有的。

其二是重视提高军事文化素质。为此,特成立一个军官教导队、一个军士教导团。由团、营、连队选拔稍通文理者为学员。课目有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战史、筑城及典范令等项。自常德始至后来冯部驻兵北京南苑止,一直办了16期,他说这些“军官的教育程度,比起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并不落后多少”。

冯将军还针对其军95%以上是贫家子弟,没多少文化的弱点,专门编了一本军人读本,精选古今文章一百多篇,按官兵文化程度高下,分段讲授;对文化程度低者,还编了一本八百字课本,以为从未识字的士兵伙夫的读本。

此外,还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又设立工艺班,尽可能地使官佐掌握一种技能,以应战时之用。

其三是寓兵于工,试办退伍办法。在军中成立一个小型工厂,有织袜、缝纫、织毛巾、编藤器、纸工和印刷等科,全旅士兵皆分班学习,在常德两年,即造就了数百技术熟练者,以利他们退伍后能成家立业,自立自给,开了旧军队退伍安置之先河,实在可圈可点。

冯将军对部下的炽爱,还表现在对官佐的体贴抚慰。为此,还举办有夏令会,以慰其操军之劳苦。夏令会设在阳山庙中,内设琴棋书画等娱乐消遣物品,每天吃四餐,常请名人讲演智体德群训育方面的知识,全体官佐轮流参加,“都显得很高兴”。他说:“这个夏令会,于全军精神有莫大裨益。”

为感念冯将军爱护部下之情,全旅官兵便在太阳山建了个“思爱亭”( 也有叫惠爱亭或爱民亭之说的),以表达对冯将军的思敬之意。可惜,此亭今已不复存在,不然,太阳山岂不又多了一处值得怀念的景观!

 

53、冯玉祥智斗日本恶人

曾被周恩来赞誉具有“丰功伟业,举世闻名”的冯玉祥,在常德时间虽不长,但却留下不少可圈可点的事迹,尤其是他在常德智斗日本恶人表现的爱国赤诚和斗争策略,更是令人敬佩 ,至今仍具启迪意义。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冯玉祥率第16混成旅在常德驻守了两年。当时的常德,市面上有日本人开的“洋行”(又叫株式会社),日本“膏药旗”满街飘扬,沅江中停有日本兵舰,到处张贴着日舰“保境安民布告”,日本商人、浪人、海兵俨然以主人自居,气焰嚣张,横行不法 ,民愤极大。冯玉祥见此情景,义愤填膺,意欲治治这些日本恶人。不久,机会终于来临。

一日,停在沅江中的日本兵舰下来了几个日本海兵,大摇大摆从下南门进城,把守城门的士兵即要检查。可是,日本兵在中国境内放肆惯了,哪肯吃这一套而拒绝检查,因此,双方发生冲突,其中一日本兵首先打了中国士兵一巴掌,守城士兵用刺刀与之搏击。结果,日兵三人受伤,只得愤愤抬回舰上。事发后守城营长宋哲元向冯玉祥报告,冯表示:曲在彼,直在我,不必顾虑,看他怎么样,他若要打,我们就同他打,丝毫不容忍让!不一会,日本居留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日本舰长前来求见,高桥谈及三个日本兵受伤事件。

高桥提出:“我们的意思,先要把你们行凶的士兵监禁起来,而后再谈别的。

冯问:“你这是根据什么说的?”那位舰长掏出一本小册子,念条文后说:“应该把凶犯监禁。”

冯问高桥:“他那是本什么书?”高答:“《日本海陆军刑法》。”

冯玉祥立刻抬起脚来,脱下一只鞋,高桥见势忙问何意?冯说:“你告诉他,我要用鞋底打他十下。”并说:“他用你们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的士兵,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我当然要用鞋底教训教训他!”

那舰长便把小册子收起来,问:“照你说,怎么办呢?”

冯铿锵的回答:“按照我们中国的军法是:士兵负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进 城的人,若对方不接受检查,即是奸宄匪徒。我们的士兵为了忠实地执行命令,打伤了一些 匪徒,我要大大的赏他立下的这个大功。这就是按照我们军法的处置办法。”

高桥听后威胁说:“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们只好打电报报告我们的天皇,直接找你们段总理办交涉去。”

冯针锋相对地说:“你这个人连普通常识都没有!我冯某刚不久在武穴通电全国,就是反对段总理,你快去和段总理交涉!我冯某只知真理,只知国法,此外什么也不怕!”

高桥也是欺软怕硬,自下台阶,提出了个双方买些礼品互相慰视受伤者的解决办法。冯将军表示同意,但因日本兵先动手打人,故要日方先慰视中方士兵。高桥走后,宋哲元说我方士兵并未受伤,冯玉祥说,我们士兵挨了耳光,当然受了伤!宋哲元顿悟,就请军医把两个士兵头上都捆上纱布绷带,等日本人先来慰视,再派人去对方探视,一场风波,始告结束。

 冯将军智斗日本恶人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常德人纷纷撕下日舰的“保境安民布告 ”,取下了日本“膏药旗”,人心大快。

 

54、京城的常德会馆

会馆,《辞源》释义是: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据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考称: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于嘉靖、隆庆年间(即公元15221572年)。凡出入都门者,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

常德在北京的会馆兴衰历史印证了上述说法。

馆址设在闹市区。据陈启迈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修撰的《武陵县志·公舍》记载:“常德会馆在京师鲜鱼口长巷第四条胡同。”今查阅北京有关“胡同”历史资料,鲜鱼口长巷位于前门大街之东侧,现已扩为鲜鱼口大街,是由元代鲜鱼交易市场演变而来。原来的长巷内商铺林立,会馆、戏楼、客栈、小寺庙星罗棋布,至清代发展成为仅次于大栅栏的商业街。沿此长巷侧翼大小胡同数十条,其中主干胡同有十条,尤以前几条胡同口为最繁华之地段,常德会馆就设在第四条胡同内,为四合院建筑。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北京市还存有会馆370多个,后被没收或收购公用,少数仅存的会馆也失去了会馆职能,成了一种纪念性质建筑或旅游胜地。随着这样的变迁,常德在北京的会馆亦不复存在。

会馆建于明万历年间。会馆是由在京的常德籍官员、士绅捐资兴建,馆舍落成时有常德籍名士王佐篆书“爱鼎堂”匾额悬挂堂中;龙膺题写楹联:

发迹仙源抱神鼎碧涧桃花隐隐云中鸡犬;

举头帝阙集华簪玉河杨柳纷纷天上夔龙。

以龙膺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中进士在京为官至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离京做地方官推考,常德会馆可能建于其间某年。

会馆的职能。主要是为常德籍进京应试者和入京公干官员留寓以及在京官员、士绅集会服务。不少人跻身官场后,为感念会馆提供的方便,多有解囊捐助,以维持会馆的正常运转。康熙五十四年,常德籍的浙东江山县令汪浩奉旨进京“面圣”,就是寄寓常德会馆得以事成,留在京师任“主事”后,捐银并募郡人之资重修会馆,撰有《重修常德会馆碑记》,载入《武陵县志·艺文志》中;后来,郡人杨超曾、杨健、黎学锦、龚大年、刘梦兰等人也相继捐资维修会馆;至咸丰年间,会馆经费难以维继,陈启迈“倡捐佃房一所以为岁修费用”,在草厂八条胡同花银250两购置一所房屋出租,租金收入作为会馆维修及馆员开支。

常德北京会馆匾额上的“爱鼎堂”三字,寓意“鼎甲蝉联,来汇京邸”,加上龙膺那副含义深邃,气势恢弘的楹联,充分闪烁着常德历史上的厚重文气和人才辈出敢于问鼎上进的光彩。自会馆建立以后,众多常德士子赴京应试,多寄寓馆中得其所便,而后金榜题名,“鼎甲蝉联”,其中不乏谋国干臣和封疆大吏,诸如:官至太常寺正卿的龙膺、担任过尚书兼内阁大学士的杨嗣昌、戴君恩,当过两江总督的杨超曾、任过闽浙、云贵两届总督的赵慎畛、做过江西巡抚的陈启迈等;至于外放的“百里候”,如像乾隆年间从武陵县港二口走出的周瑜后代周立斋,考中后被派往台湾诸罗县(今嘉义)造福一方者,更是不胜枚举,他们在历史进程中各领风骚,都有所贡献。

 

55、谁是阳山之神?

笔者不认为天上或人间有神,也不信神,但对古人信神却有兴趣去钻牛角尖,比如谁是阳山之神这样的问题。

阳山,位处常德市城北约15公里处,海拔500多米,自然风光秀美,山上原建有寺庙道观,自古就是人们游览休闲憩息的好去处,不少文人在此留下遗篇,就是行伍出身的将军冯玉祥也在 此避暑和办军官学习班。毛泽东的妻兄杨开智还在山下林场工作过。旧时,周围的善男信女,每年都要结队上山朝拜山神,以竞爬此山烧得头香而为幸事。虽然,寺观里供奉的泥塑木雕对虔诚的香客永远无言无语,但在众多供品和香火钱面前,却乐坏了寺观里那些口念“阿弥陀佛”和“元始天尊”的人。

然而,人们却少有去想谁是阳山之神?尤其是一些学问家竟把东汉皇帝刘秀的乘龙快婿梁松当山神歌颂,如刘禹锡《阳山庙观赛神》。诗文写得很精妙,确为该山增添了文气,因而,使其盛名远播。文人尚且捧梁松为阳山之神,而那些求子求福的普通香客只求烧得高香即以足慰,哪管山神是谁,更遑论其是男神或女神,也只得跟着磕头作揖罢了。

可是,南宋史学家、方志学家祝穆在常德考察后可较了真,偏不认梁松是阳山之神的帐,并要翻刘禹锡诗作之盘,故在《方舆胜览·常德府·山川》一节中说阳山之神乃一女神:“梁 山,在武陵县北三十几里处。旧名阳山。按旧注云:‘阳山之女,云梦之神,尝以夏首秋分献鱼’”,并指出,“唐天宝六年才改为梁山,汉梁松庙食于山。”《清嘉庆常德府志·山川考》亦如此记载。

这说明,在唐天宝(公元747年)以前,人们奉敬的阳山之神是女神,而且是以鱼在“夏首秋分”时节为祭祀供品的。

何谓“阳山之女,云梦之神”?首先从字义上不难看出应是女神而非男神;其次是从屈原的《九歌·湘夫人》和宋玉的《神女赋》所引出的传说去追朔,便可发现女神可能是湘夫人(即娥皇女英)或瑶姬。因为前者奔哭亡故的舜帝而殉节湘江;后者乃赤帝或西王母之女,“助禹驱鬼神,斩石疏波,有功于世”(《辞源》语)。她们的品德和高节同为楚国“云梦泽”人民所敬仰,并奉为山川之神。常德古属“云梦泽” ,先民们把她们奉为阳山之神则是情理之中事。如果这些就是祝穆在《方舆胜览》中“按旧注”所指之释义,那么,梁山则应恢复其原称阳山(亦称太阳山),山神则非梁松而应是湘夫人或瑶姬。至于梁松,则应走下神坛,回到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上。尽管他的个人品德并不可取,但在马援之后,他在常德也做过一些好事,人们也是不会忘记他的。

 

56、释疑湘君与湘夫人塑像

20029月,在市城区武陵大道宏大宾馆前街心花园中,建成了一男一女的塑像,基石上书写“湘君湘夫人”,并由常德文理学院阮先教授撰写了一篇文辞精美的题记。因而,图文交相辉映,成为常德城区一座标志性文化建筑。可是,自建成始,即有人对此塑像有所质疑,认为是塑了一对“错像”。兹据有关资料之记载考记如下,以供人们研究参考。

《辞源·湘君》条目释义,湘君是“湘水之神……《史记·秦始皇纪》二十九年言湘君为尧女舜妻,刘向、郑玄亦以二妃为湘君。王逸以湘君为水神,二妃为湘夫人。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以湘君为舜,二妃为湘夫人(指娥皇、女英——笔者注)……”(见198710月商务印书馆《辞源》1843页。)

《辞源》这个条目表明,湘君湘夫人的解释是个动态状况,王逸、司马贞之说为此塑像提供了可依之据,这与19978月由吴广平先生注译、岳麓书社出版之《白话楚辞》第56页有关湘君湘夫人的释义基本吻合。该书指出,“湘君、湘夫人是湘水的配偶神。民间崇拜湘江,把它视若神明,并幻想出湘江男女夫妇之神……”译者叙述了娥皇、女英为舜帝殉节湘江的传说后又指出:“楚人崇拜帝舜,也悲悯二妃,于是这一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在流传中又与湘水的配偶神捏合在一起,舜帝成为湘水的男神,而娥皇、女英则成了湘水的女神,”郭璞 、汪绂在《山海经·中山经》上也有注释,并载入《中国民间诸神》一书。

塑像的作者遥远,移“湘水配偶神”变化之传说,以浪漫主义创作手法,铸此塑像,用“湘君湘夫人”字样示意,并不悖上述典籍之记载,况且是神话而非史实,大可不必较真,把它当神话看待,不亦悦乎?至于塑像美感如何,则是见仁见智的事了。

 

57、沈从文黄永玉与常德的情缘

沈从文与黄永玉,皆是湘西那座闻名遐迩的古城——凤凰飞出的两只“金凤凰”。前者是开启我国现代散文新风的一代大师;后者是集画影诗书之大成,至今仍活跃在文坛的巨擘。两位大师,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启合,以及中华文明的传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成就享誉中外,影响深远,令人敬佩。

常德人对二位大师的崇敬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怀,这主要是二位大师与常德结下的缕缕情缘。

沈公在他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便来到了常德,在笔架城上的独步遐思,在麻阳街上的流连忘返,在沅水船上的谈笑采风,在桃花源里的探幽寻梦,均表达了沈公对常德人文风物的情有独钟,眷恋不已,并以他那无与伦比的笔力,写下著名散文《常德》、《常德的船》、《桃源与沅州》等篇章,是对常德当年那段历史的见证,是奉献给常德人民的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今重温其大作,宛若将人们带回那百味杂陈的年代,不由得勾发抚今追昔之情,更觉今日常德繁荣昌盛之局来之不易。不忘常德的过去,珍惜热爱今日之常德,努力开创常德美好的未来,既是常德人的天职,也是对沈公的无限追思。

常德人不负沈公之先导,努力学习他的散文风格,奋笔续写常德的新篇章,在沅澧大地涌现出一大批颇有成就的散文作者。并成立了我省唯一的散文学术团体——常德散文家学会,其会员以及集聚的散文爱好者之多居全国地市之首。常德《散文时代》杂志的出版发行,不仅表明常德散文人才济济,具有厚实的散文创作基础和势力,而且标志着常德的文风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展时代风采,盛世辉煌尽显纸笔之间。如果说当年沈公在常德播下的是现代散文种子,那么,如今则是开花结果之时。如此文运昌盛,堪可告慰沈公在天之灵。

黄永玉大师与常德的情缘,是由于他出生在常德,以出生地论籍贯,大师也是地地道道的常德人。

往游凤凰时,导游介绍说:黄大师的父亲黄玉书是个进步文艺青年,毕业于常德师范,曾以通草作画捧回巴拿马赛会铜奖;母亲杨光蕙毕业于桃源省立二师,是位思想开放的女性,后执教鞭,善育桃李。1924824日,黄大师出生在常德,黄家大喜,其祖父为大师取名黄永裕,不久便随其母回到凤凰老家。自此离开常德后,便在凤凰成长,尔后走向社会。黄老凭着天赋加勤奋,历尽艰辛,终成一代艺术大师。今虽已年过八旬,仍光彩照人,活力迸发,并以他那博大胸怀和精深造诣,不遗余力的传递文化薪火,为社会作贡献。黄老也曾回到过常德,由于行程匆匆,未能多留住黄老赐教。但常德人仍渴望和欢迎黄老有机会多回常德看看,并衷心向他祝福!

二位大师起步沱江,涉足常德,出洞庭而博弈天下,成就一番大事业。常德人为这种缘分而庆幸,当效大师风范,接过薪火,发扬光大,以资推进文化名城建设。

 

58、从常德走出去的一代京剧老旦宗师龚云甫

常德自古山川秀美,人文荟萃,戏剧文化源远流长,素有“百戏毕呈”的“戏窝子”之称。常德人不仅爱唱戏爱看戏,而且戏剧人才辈出。龚云甫就是一位深受常德戏剧文化影响和熏陶、“自幼酷嗜皮簧”,而后成为开京剧老旦革新先河的一代京剧宗师。今据《中国京剧史》及其它相关资料,略述其人其事,以缅怀这位杰出的艺术家。

龚云甫,名瑗,又名世祥。据其后裔龚继云、龚谦讲,其高祖本属满族人。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九月十三日出生湖南常德城里。由于家道中落,12岁时随祖父、伯父去北京落户,在一家玉器店学徒,20岁时已成为一位熟练的玉工。23岁时入“华兰习韵票房”玩票学老生。26岁“下海”搭班演老生。由于龚云甫扮相清瘦,貌似老妪,嗓音偏窄,先天具有女性“雌音”,故于公元1892年改演老旦,至1932年去世,演了40年老旦,红遍大江南北,盛名享誉菊坛,几乎与“无腔不学谭”媲美,凡演老旦者无不“宗龚”,门下弟子遍布,李多奎早年也宗法龚派,就是侯宝林大师在相声《改行》中模仿他那段卖黄瓜的唱腔也惟妙惟肖,既令人捧腹,又使未听过龚云甫唱腔者感到快意,可见其影响至深。

在龚云甫以前,京剧老旦剧目少,唱作呆板,多模仿老生腔调,且多似“木偶式”配角,不被观众所重视。自龚云甫改演老旦后,大力进行了改革创新,梨园界称他是“剧界革命党”。

首先是革新老旦唱腔。他弃老旦唱腔单纯模仿老生用大嗓演唱的传统,大胆吸收青衣的唱腔旋律,把旦角娇脆柔媚的特点和老生苍老遒劲的味道融为一体,加上自己先天具有的“雌音”条件,使老旦唱腔女性化,创造了老旦特有的演唱风格。例如《钓金龟》中那段[二簧原板]“叫张义我的儿……”的唱腔,就是从青衣唱腔脱胎而来。尤其是“我的儿”的收腔,运用旦角唱腔中常用的那种微微下滑的落音,使之与老生唱腔有了明显区别。龚云甫的革新使老旦唱腔曲折多变,旋律性强,且气度大方,一扫老派唱法呆板、重复、贫腔较多的缺陷,变得字句疏密相间,轻重分明,韵味浓厚,听来没有贫厌之感。

其次是念白上很讲究字韵,但又能根据剧情灵活处理不拘守旧规。由于他生长在常德,湖广音中州韵对他而言并非难事,而这又是念白必遵的规矩,但他并不完全照搬这一陈规,而是参以北京字音,显得京腔音韵更浓。他唱念音调高亢,字音清楚,字字有力,富于生活气息,很合北京人的口味,故大受观众的欢迎,演出盛极一时。

其三是龚云甫不仅以唱念取胜,而且做工面面俱到。为改变以前老旦呆板的做派,龚云甫吸收了不少青衣、花旦的身段,如《钓金龟》、《探窑》戏中出窑、进窑的舞蹈动作等。在表演上,他特重与剧中人物的身份相切合,尤善运用面部表情。梅兰芳与他同台演出,称赞他“描摹剧中人的身份和性格,都恰到好处,演《探母》的佘太君,一望而知是位太夫人身份;唱《钓金龟》张义的母亲,那就是旧时代民间的一位普通老太婆的样子了。”(见《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20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1月版)。

龚云甫在演唱上的高深造诣,提高了老旦在京剧中的地位,一改老旦当配角的局面,创老旦挑班挂头牌之先例。《京剧二百年之历史》一书评说:“老旦在京剧中,非极重要之角色,未有以之唱大轴、压轴者,然云甫一出,老旦之地位,略与老生匹敌,虽对于谭鑫培,云甫亦不多让焉。”

龚云甫不仅技艺高超,而且戏德和人品极好,在梨园界中素以爱护同行著称,扶危济困传为佳话。他演戏认真负责,不论主角、配角,都能全力以赴,从不马虎,且甘当绿叶,拱托荷花,因而,不仅受到同行敬重,而且受到观众广泛好评。

2005年《中国京剧》杂志届满百期,评出《中国京剧百美图》,龚云甫位居第6,并刊发他当年演出的剧照,有邢克绍者作诗赞曰:

做工细腻唱新腔,老旦大轴亦先场。

莫道出身琢玉匠,菊坛奇葩一时香。

 

59、名享一方的常德京剧

自清末就有京剧班社在常德演出。抗战期间,不少京剧艺人来常避乱,时有演出。而比较兴旺却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有胡姓老板在烈士街修建了一座民众戏院(原人民电影院的前身)。逃难留下的艺人便组建了群力京剧团,在此院常年演出。
  
群力京剧团在当时来讲,可谓是生旦净末丑行当俱全,戏德高雅,演技上乘,剧目繁多,加上时有路过的名角加盟,因而,常德京剧便名享一方了。
  
小金少山,是该团挑大梁的名角。善长铜锤兼架子花脸,《打龙袍》、《探阴山》、《坐寨盗马》、《霸王别姬》以及李逵戏、曹操戏皆为拿手。他扮像雄气,声如洪钟,就是无钱买票站在院外听白戏的穷苦人也如同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
  
郑君麟,宗麒派,他演出的《徐策跑城》、《追韩信》、《扫松下书》等麒派名剧,常引得 满堂彩,被誉之为常德的麒麟童(即京剧大师周信芳的艺名)。
  
吕筠秋,以花衫兼刀马旦见长,不仅扮像俊俏,而且演技精湛。《穆柯寨》、《红霓关》、《辛安驿》、《荀灌娘》等剧目是她的拿手好戏,很受观众喜爱。
  
安树良,坤角老生,戏路广,表演出神入化。她演戏之认真执著,戏迷评说是可以拼得命
  
李迎春,是该团武生行之台柱,长靠短打俱佳。《铁公鸡》是出短打名剧,他演出以真刀真矛开打,扣人心弦,莫不为之捏汗。
  
陈啸兰,梅派正宗,加盟群力京剧团后,可谓把常德京剧推向了巅峰。她扮相秀美,表演雍容华贵,梅腔梅韵悦耳。她以《霸王别姬》、《贵妃醉酒》、《凤还巢》为主打戏,场场爆满,此后常演不衰。不仅倾倒常德戏迷,还引得湘西北戏迷纷至沓来观看。
   1956
年,群力京剧团改建为常德市京剧团,邀请上海京剧名家高雪樵出任团长,一批很有水准的京剧艺人如邵云超、季尚英、王世吉、张春燕、筱长寿等相继加盟,常德京剧又跨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期。并且陆续招收了5批学员,不少人成为活跃京剧舞台的骨干。新编历史剧《血溅东王府》和整理改编的传统戏《天波楼》等不仅获得观众好评,在戏剧会演中还得了奖。
     1986年,京剧团虽被撤销,但群众性的业余京剧活动仍方兴未艾。京剧爱好者自发的组织起票房,自唱自演,自娱自乐。市老年大学还开办了京剧班,延聘教师授课,学者雀跃。200552日,市京剧协会在市委的重视和支持下正式成立,各区县也相继成立京剧协会,现有票房或俱乐部二十多个,旗下有会员两千之多,具有演唱水平的票友已达千人,不少票友在全国全省或区域性的会演中夺冠而归,盛名远扬。

 

 

            60、常德丝弦与黄挥略考

常德丝弦由民间小调发展成为我国曲艺百花丛中之奇葩,因而,于2006年被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实乃常德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亮点,是代代丝弦艺人薪火相传的结果,记下常德丝弦演变发展历程,于丰富常德文化史库谅有所益。兹据有关资料,撰成这篇《常德丝弦与黄挥略考》。

常德丝弦源于明代的时调小曲。从明代开始,我国南北各地流行一种民间俗曲,称“时尚小令”或“时调小曲”。至清代改称为“南北俗曲”。这在明代沈德符著的《万历野获篇·时尚小令》以及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均有记载,其中所记的曲调,大多在今常德丝弦中可以见到。

这些产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曲调,随着文人、商贾、乐师们来武陵游览、贸易、演唱,便传入了常德,流行于常德、桃源一带。经过长期与常德方言的磨合,便形成了融江浙音律之优雅与湖湘文韵之俏丽为一体,独具常德地方乡土特色的丝弦。因此,可以说,常德丝弦是吸纳了明代“时尚小令”和清代“南北俗曲”之音乐元素与常德方言演唱相结合的曲种。首先是它的音乐丰富多彩,委婉动听,富有表现力。它以抒情、叙事为主要特点,很多曲调具有其完整性和独立性,并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是抒情音乐创作的较好素材。它有成套的唱腔、多样的板式,能深刻地表现各种不同的思想感情,因此,又是剧目创作难得的音乐素材。其二是它的伴奏乐器多样。有扬琴、板鼓、琵琶、三弦、京胡、二胡等乐器,又是用常德方言说唱的,所以叫做“常德丝弦”。因其流传年代久远,保留的曲目和曲牌比较完整、丰富,并在湖南丝弦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又叫常德老丝弦。其三是表演程式别开生面。以唱为主,以说为辅,说唱穿插交替,容量较大,既可演唱短小精悍的丝弦段子,又可演唱有人物有情节的大型戏剧结构的曲目(即丝弦戏)。因而,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可是,如此完美的曲艺艺术,在旧时代却未得到应有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才使濒临灭绝的常德丝弦枯木逢春,焕发生机。

1952年,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丰富文艺节目,来常采撷地方曲艺,在街头演唱班艺人口中,得知“常德丝弦”的芳名。经多方查寻,访得隐退曲坛的老艺人龚顺泰和徐梅清,由他们出面请了几位票友同台演唱录音,一经播出,不仅引起社会关注,更是对丝弦艺人的莫大鼓舞。于是,盲艺人于长生牵头成立“常德老丝弦组”,以他小西门的私宅为传授据点,郭大榕、张少阶解囊献出活动经费,招收了匡鹤林、戴望本几名青年盲人为徒,拜徐梅清为师,自备伙食,轮流出资供养师傅。老丝弦组的诞生,使常德丝弦绝处逢生。匡鹤林、戴望本经过刻苦学艺,成为常德丝弦当代传人中的骄子。

1954年,正当常德丝弦这株老树萌发新芽之际,出生于东北“二人转”之乡的黄挥,从部队转业来到了常德市文化部门工作。他以其敏锐卓识,鉴赏常德丝弦,毕数十年之精力,致力于发掘、搜集、整理和研究,为弘扬和普及丝弦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黄挥从1954年着手于常德丝弦音乐的搜集,首批记谱整理的“采茶调”、“九连环”、“探五更”等39支曲调于19555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入《湖南民间歌曲》正式出版,使常德丝弦走出深闺,亮相文坛。

19564月,他将搜集整理的牌子丝弦,板子丝弦、丝弦小调及过场音乐计160余首和《宝玉哭灵》、《双下山》、《昭君出塞》等23个传统曲目汇集自刻自印成《常德丝弦音乐曲调集》,散发到全市一些中小学和群众业余剧团。为常德丝弦的普及,移植于现代文艺宣传节目提供了耳目一新的民间音乐资源。

“文革”中,黄挥虽受到冲击和委屈,但对丝弦艺术仍矢志不移。于七十年代初,他主动请缨,与常德城唯一健在的丝弦传人戴望本先生合作,将其存留在记忆中的曲目曲调进行紧急挖掘记录,使常德丝弦今存的120多首曲牌、曲调得以保留下来。同时还整理了传统曲目和现代创编曲目各近百个。1986年黄挥先生编著《常德丝弦音乐汇编》问世,油印200册,发行于全国部分大学和专业剧团并赠与音乐界同仁,既宣扬了常德丝弦艺术,又为保护常德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了传世之宝。

19767月在京举行全国曲艺调演期间的“曲艺学术报告会”上,黄挥宣讲了《常德丝弦的结构形式和艺术特点》论文,把常德丝弦推上全国曲艺学术的讲坛。随后,他撰写的《常德丝弦音乐介绍》、《常德丝弦的艺术特色》、《常德丝弦的音乐体系》、《常德丝弦音乐的改革与发展》、《常德丝弦演唱特色和方法》、《常德丝弦的渊源考》、《丝弦传人小传》、《常德丝弦音乐与方言的对应》、《常德丝弦唱词写作》、《怎样选用常德丝弦曲调》以及《“新事多”的艺术风格和音乐特色》等论文先后发表于《中国音乐》、《湖南民间音乐》、《湖湘曲论》等刊物上,并多次在全国全省曲艺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因而,使常德丝弦声誉远播。

黄挥不仅注重曲目曲调的发掘整理和艺术理论的研究,还特别关心青年艺术人才的培养。1961年他受政府委派筹建“武陵春曲艺社”,任艺术指导。六年间他与12位盲艺人同甘共苦,把曲艺社办成既是自负盈亏的专业演出团体,又是培养丝弦传人的学校。招收了三十一名青年学员,分乐手、演员、编剧三个专业,开设文艺理论、汉语、丝弦传唱、表演基本功四门课程进行培训,黄挥亲授文艺理论课。一批青年丝弦艺人因此脱颖而出,使丝弦艺术后继有人。

2008年,黄挥先生的夫人施国华女士将其数十万字的丝弦论文、编剧和数百首曲谱,精心整理,编撰成《常德丝弦》一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传播丝弦艺术的范本。

笔者在考研过程中,不仅为常德丝弦的魅力所折服,更为黄挥先生的奉献精神赞佩不已。所以,文艺界说他是位擎起常德丝弦历史断层的巨擘,是当之无愧的!

                                  附:常德的“子期”访“伯牙”                                ——《黄挥,常德丝弦第一人》赏析

伯牙鼓琴,“六马仰秣”,天下叹绝,然知音者惟其挚友钟子期矣,几千年来一直传为美谈。47日《常德日报》发表葛辉文采访文章《黄挥,常德丝弦第一人》,是一篇当代常德的“子期”访“伯牙”之佳作。读来,宛若被引入了那琴弦高奏的音乐殿堂,仿佛使人看到“子期”在那里一字一句的向人们解说“伯牙”琴艺之高妙,使人领略常德丝弦之精要,尽情享受其艺术之欢快和甜美,如饮醇醪而不觉自醉。

常德丝弦始于明代,是苏浙一带的时曲小调传入后与常德的方言演奏相结合的产物。经过数百年的演变,逐渐发展成为独具常德地方特色的曲艺表现形式。然而,在旧时代却只能在街头或茶肆演奏,加之曲目无文字记述,技艺仅存于艺人心手之间,且流派纷杂,缺乏规范整合,形不成“气候”,故如作者所言“尚属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小调”。因而,直至解放前夕已濒临凋谢。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一位出生吉林,深受“二人转”熏淘的东北汉子黄挥从部队转业来到常德文化部门工作,遂与常德丝弦结下不解之缘。是他历经数十年沤心沥血的挖掘、整合、规范、创新,使常德丝弦这一古老艺术焕发青春,并将它推上了艺术的最高殿堂,而成为曲艺艺坛的一朵熠熠生辉的奇葩,名享华夏,大可与昆曲艺术媲美。笔者在读罢作者对黄挥挖掘整理弘扬常德丝弦艺术的艰辛历程的生动描写,不仅为“伯牙”这位知音的精到文笔所折服,更为黄挥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的创业精神所感动,不禁由衷地说:黄老,你是常德当代的“伯牙”,常德人感谢你,永远不会忘记你!

如果说黄挥先生是振兴“常德丝弦第一人”,那么,把他的感人事迹写出来,让更多的人“走近黄挥,走近常德丝弦的历史”,便是这位对黄挥、对丝弦艺术怀着深情厚谊的作者了。据黄挥的老伴讲,作者热爱丝弦艺术,久慕黄挥的品德和创作精神,可谓是丝弦艺术的知音。在得知黄挥身患重疾后,一种强烈的新闻职业责任感使她觉得有必要去“写黄挥”。她登门探视采访,挥洒瀚墨,写出了引起常德人共鸣的好新闻——《黄挥,常德丝弦第一人》。

这篇佳作,字字珠玑,情感丰腴,写得很有特色。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把握时代的脉搏,选择和提炼了富有时代光彩的题材。她用笔墨,把一个执著追求,不畏坎坷,默默耕耘,只求奉献,不计名利的音乐家的高尚思想品质、道德行为和奉献精神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正是现实社会中最需要读解的,它的激励效应是巨大的,因而吸引读者,很有感召力。

这篇作品的感召力在于坚持了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新闻写作原则。它采用纵式结构形式,点、面、线相结合的手法,全程回放了“常德丝弦第一人”——黄挥挖掘、抢救、整理、开发和研究的足迹,把他的精神风采寓于事实的叙述之中,以朴实文风来突出人物的个性。当这个具有生命力的作品与读者的感情相撞时,便立刻产生了共鸣,令人动情。

作品之所以写得很感人,还源于作者娴熟地掌握了新闻语言的本质和写作技巧。因而,文词朴实,记述贴切事实,字里行间浸洒着作者的深情,融作者语言和人物语言为一体,笔走龙蛇,尽传其神。如叙述黄挥十年心血而成的全部丝弦资料被“文革”付之一炬时,作者写道:“他痛心疾首,他感觉自己的生命被剜空了”,就这一句话把黄挥视丝弦音乐为生命的执著情感写得入木三分。又如叙述黄挥因疾致残时,作者写道:“他‘废’了,废得再也不能从事他所热爱的丝弦研究,废得令关心常德丝弦的人心里酸痛。”“心里酸痛”真乃一个“情”字重若千斤。

1993年,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要和黄挥就他所整理的常德丝弦全部曲目的公开表演权、出版权和广播、录制权签约,面对名利双收,黄挥没有在合同上签字。当看到黄挥对那份发黄的合同打着手势用不连贯的语言的表达其心意:“常德丝弦是中国的,是世界的,不是我的。”作者则深情的回应:“但黄挥是属于常德丝弦的,永远”。真可谓知音者知其高义也!

今天,常德的“子期”访“伯牙”这段佳话,不亚于再谱了一曲伯牙鼓琴的时代新乐章,它用每一个音符弹奏着人生价值和对时代的赞美,给人以启迪,给人以力量,给人以文学美的享受。

                                                                             2005411日《常徳日报》)          

(本书20081月列入常德方志文化丛书之一,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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